顾名思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可以通过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来进行限定。
从最“肤浅”的层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来自发达的“西欧”，这就和来自不发达的“中东欧”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地理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最为显著的共通性是他们所有人都是在西欧大陆或英国出生或进入理智之年的，这一点使他们不同于一战前以列宁、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托洛茨基和鲍尔为典型的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说，后一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欧的知识传统没有直接的联系。从这种地理上的差异来看，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我们可以看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蓬勃发展期”最具代表性的那些人物：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但却在1913年定居德国海德堡之后进入理智的成熟期；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本雅明都生于德国富有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萨特和阿尔都塞则是法国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前者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祖父是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语言教师，而后者的父亲则是一位颇为成功的银行经理；“西马”英国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尽管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剑桥大学度过。他们所在的国家尽管有着工人运动组织，但共产主义并非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显然，他们的家庭和生活环境也并未给他们提供充分进入工人运动的条件。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期的代表人物生活的时间段也是颇有意味的。从大范围来看，卢卡奇生于1885年、布洛赫（Ernst Bloch）生于1885年、柯尔施（Karl Kor-sch）生于1886年、葛兰西生于1891年、本雅明生于1892年、霍克海默生于1895年、莱希（Wilhelm Reich）生于1897年、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马尔库塞生于1898年，这些人是世纪之交前十五年间出生的一代，他们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好的资本主义”这个19世纪美梦的毁灭而激进化，并在这个动力的推动下开始寻求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出路；洛文塔尔生于1900年、列斐伏尔生于1901年、阿多诺生于1903年、萨特生于1905年、梅洛-庞蒂生于1908年、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生于1913年，阿尔都塞生于1918年，威廉斯生于1921年，这些是190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都在两次战争之间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向激进；科莱蒂（Lucien Colletti）生于1924年，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他们则是“一战”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都是在“二战”之后接受的政治教育。这种分类的唯一一个主要例外是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他生于1897年，但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他宣布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可以料想得到，每一代人都各自围绕着各自的生活经历而形成了不同的论题，这些经历有布尔什维克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或抵抗运动的重大政治活动。
他们的理论主张的特点也和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时代为他们提出了相似又特殊的问题，而他们对时代的难题给出了自己特殊的答案。之所以说“相似”，是因为无论他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轫期还是勃兴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某种“双重幻灭”的境遇促使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血腥的事实让欧洲人“在巨变过程引起的毁灭中惊惶恐惧，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曾经使他们怡然自得、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也衷心喜爱的事物消失得无影无踪”，经济的高度发达带来的不是第二国际“预言家”们曾预期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欧洲的成功，而是非理性的列强战争。因而“一战”的效果是双重的，它不仅使自由资本主义美好时代的美梦不再，也使当时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信奉的“时机成熟之际新秩序将会应运而生”这样典型的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名声扫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及其文化的批判和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从而构成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出发点。无论是对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来说，还是对法国的亲马克思主义的或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关切到他们自身命运的事实性体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对象和思考方式。阿多诺给自己及世界下了一道美学和哲学的禁令：“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而他在那期间并从那以后都将自己的批判重心放在对奥斯维辛之前的现代美学和启蒙思想批判之上。不唯他是如此，与他一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都是这样。在二战之后法国共产党执行的苏联斯大林主义路线，使得“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反抗对象，而且二战的经验在法国战后提升为了一个理论命题“主体与历史的关系”，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对此论题进行理论探讨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使它与当代哲学美学思想积极展开对话，摆脱法共的“反智主义”倾向。对资本主义本身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双重幻灭”，使得这批知识分子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批判“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要求下“创造”出了加上了不同定语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等等。(www.xing528.com)
到了20世纪50年代，用一个名称来指代这个“庞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已经成为必要。大多数评论者都采用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一个提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梅洛-庞蒂在他1955年的《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一书中使这个词流行开来，他用这个词来指由20世纪30年代格奥尔格·卢卡奇的那部“异端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培养起来的、从不同派别汇成巨大思潮的这个思想群体。对梅洛-庞蒂及采用了这一提法的人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潜在传统。
作为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也有一些共同的理论倾向。非常突出的是，“理论”的非实践性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自己限制在理论的探讨上，形成了特有的“学院化”特征。这种学院化特征就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理论综合”，或者严格地说就是“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综合之上。卢卡奇、布莱希特、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戈德曼、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的著作构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代，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形成期。他们的作品更为系统，与马克思、恩格斯片段性的对文艺问题的讨论有所不同。而且相对普列汉诺夫、梅林和其他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化约主义理论而言也有长足的进步。如果再算上雷蒙德·威廉斯这位唯一可与大陆同辈匹敌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也许就可以这么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使文化理论的丰富性胜过了经济或政治理论。他们关注的全部焦点已经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问题了。
（赵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