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是指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立场和批评方法，它广泛表现在各种非形式主义批评话语中，譬如马克思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特点，只是具体的政治取向不同和对政治的强调程度不同，例如新左派和新右派之分。
把文化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与一种传统的文化观根本对立的做法。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文化”无论作为一套理想的永恒价值的体系，还是作为各种知性和想象作品的集合，抑或作为某种具体的生活方式，都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了一种非政治的属性。自近代初期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以来，在许多人的概念里，“政治”是肮脏利益、狭隘目光、阴谋计算、倾轧厮拼的近义词，而“文化”则以其价值指向的普遍性、打动所有人的审美性以及温情脉脉的生活直接性和感染性而获得特殊尊重，甚至许多思想家热情洋溢地期望“文化”能弥合无情的政治纷争，像宗教一样将社会凝聚起来，或将人们从险象丛生的政治森林里引领出来，带入文化的真善美乐土。在这一文化观的长期熏陶下，普通人的确有一种自以为远离政治领域或愿意远离政治是非之地的倾向，总希望能保留一块非政治的“属于自己的生活领地”，总有一份对神圣“文化”的向往之心，总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高雅的“文化人”。
其实，“文化”的高雅脱俗只是现代文化人生产出来的一种品性，是一种主观建构的东西，正如“政治”概念也在不断地被建构和重构。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曾经说，人是政治动物，他所指的政治是公共事务。在现代时期，进入一般人的“政治”范畴的是党派组织、国家机构、司法机关、教育部门、国际外交领域以及相关运作程序和政策法规等权力概念。虽然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到这种政治形式的控制和制约，但是大部分人总在有意无意地设想着一条逃出政治掌控的自由之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以统称为“理论”的一些新视角的出现，例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等等，让人们看到“政治”在微观层面的运作，对生活肌质的侵入，甚至在无意识中的沉积。某些激进文化政治主义者的“一切皆政治”的命题，某些女性主义者的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都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
坚持文化政治立场的批评家们总体上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关系，即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权力关系不仅表现为强制性形式——英国当代文化政治学者J .佩特（Joe Painter）称之为“正式政治”，通过看得见的“组织”的手直接实施控制，而且更多地通过看不见的无处不在的触须、甚至通过无意识渠道，实现调节、控制和监管。无论“正式政治”，还是“非正式政治”，都通过和借助于文化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文化广泛地发挥着政治载体的功能。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文化政治，从总统选举到环境保护运动、从街头涂鸦到历史档案、从文艺作品到广告招贴、从流行音乐到媒体技术、从服饰时尚到建筑风格、从议会程序到家庭行为……对各种形式中的权力关系进行前所未有的探究，其发现和洞见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人文研究的面貌。
以纪念碑为例，按照伊莱恩·鲍德温（Elaine Baldwin）等人的分析，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到处可见的纪念碑既不是纯粹的表达永恒普遍价值的文化文物，也不是真实再现历史史实的艺术，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进行政治表演的作品，英国伦敦的坎维尔纪念碑就是这样一件作品。纪念碑塑像的原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处死的英国护士伊迪丝·坎维尔。伊迪丝于1906年前往比利时，协助建立一所护士培训学校。一战爆发后，该校被用作红十字会的一所医院，交战双方的受伤战俘均在收治之列。由于伊迪丝帮助英法士兵避难的活动暴露，她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被处决后的伊迪丝立即成为英国的烈士，不久便被塑像纪念。尽管在世时的伊迪丝作为培训学校校长经常穿着深色衣服，但塑像上的伊迪丝却是一个“白衣护士”，象征着纯洁无瑕和母性的慈爱善良，这是传统的男人心目中完美女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她的牺牲暴露了敌对方的凶残，同时使自己一方的战争行为获得合法性。反过来看，德国人对伊迪丝的判决，也借助了相似的性别代码：伊迪丝的间谍行为由于她的护士身份而使其污点更加突出，她成了不纯洁的女人，必须受到严厉惩罚。
在文化政治分析中，性别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层面。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性别”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文化建构，反映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对现代官僚制度的文化政治分析，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现代官僚制度要求行政人员严守等级纪律，排除个人情感，精于理性筹划，保证工作效率。而女性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情绪化和个人化的，于是现代官场中的大部分工作便由男性担任了，女性最好是留在家里，做好后勤服务，让男性行政人员可以衣冠整洁、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即使少数女性走进办公室，打扫、清洁、整理一类的活儿也被看作她们的份内之事；显然，判断她们是否能够履行好公务职责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看她们是否能够完成社会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文化期待。(www.xing528.com)
文化政治分析不仅揭示无处不在的权力渗透，揭露种种细密的统治手法，而且也寻找着反权力的抵抗途径和策略。“僭越”（transgression）是常见的策略之一。人们往往在特定时刻不失时机地跨过常规界线，对统治价值、观念、习惯、规定进行修改、冒犯和颠覆。这种反权力的僭越行为是权力的孪生物，正如俗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巴赫金对狂欢文化的研究表明，各国历史上广泛存在的各种狂欢仪式活动就是对统治权力进行颠覆的戏剧性场面。在狂欢的群众盛典中，皇帝可以成为弄臣，王子可以成为贫儿，壁垒森严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在嬉笑喧闹中被打破了。僭越和颠覆的行为可以发生在各个领域。1987年，英国历史上首次选出了四名黑人议员。其中黑人女议员迪安娜·艾伯特（Diane Abbot）在议院的举止引起媒体的热烈讨论。她正好坐在以反对移民政策著称的议员艾诺克·鲍威尔以前常坐的席位上，而且她在议院席上掏出化妆盒，描眉画唇。无论在传统保守者看来，还是在激进主义者眼里，艾伯特的举止显然是对庄重正式的政治表演模式的僭越和颠覆，只是艾伯特的这次僭越行为包含着更复杂的内容：种族和性别。尽管多数文化政治主义者的“批评介入”基本上不超出象征和再现的符号领域，但是仍然有激进批评家坚持直接的宏观政治行动，譬如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
总之，在坚持文化政治立场的批评家看来，“文化”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争执的概念，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用语，声称“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价值系统，与纠缠于暂时世俗利益的纷争政治相对立，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当年的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等人高高祭起“文化”大旗，认为文化具有超阶级、超物质的精神力量，正是希望借助于一个“超”字，调和社会各阶级的矛盾，使喧嚣躁动、冲突争斗的社会平静下来，政治动机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一种超验的精神性的文化——无论指派给它多大价值，甚至宗教般的崇高地位——能够将资本家兜里的钱放回到工人手里吗？阿诺德想以一种天国式的远景来打发19世纪作家们反复描写的那些被工厂吃进去又吐出来的工人，其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同样，阿诺德的前辈埃德蒙·柏克等人曾经在18世纪末的英国，用“文化”来消解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喧嚣和躁动，柏克的“文化”代表的是传统法权、世袭地位、等级差别、习俗惯例，要对抗的是托玛斯·潘恩（Thomas Pain）等人要求的平等、自由、公正的“自然”。当今的塞缪尔·亨廷顿等人提出，阶级政治斗争已经消失，意识形态纷争已经终结，世界当今和以后的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或“文化战争”。然而这种观点本身恰恰反映了文化的政治属性，说明“文化”是问题本身，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有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有效分析，正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义，并且最终诉诸政治行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变革，把此岸世界建设成理想乐土。
需要指出的是，权力关系涵盖了所有社会和文化关系，这一基本观点也导致了文化政治的泛政治化，“政治”现在几乎可以与任何概念相链接，因此出现了“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等。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颇为忧虑，呼吁文化政治应该与经济、阶级以及现实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譬如伊格尔顿就提醒人们：“莎士比亚仍然体现着永恒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万全保险公司的支持赞助，你就无法制作他的作品。”
（马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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