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与文化研究关键词

文化学对“记忆”的研究不是从神经学或者脑生理学的角度出发的，即它不再关注人作为生物所具有的将感知和经历的内容存储到大脑中的能力，而是将记忆看成是一个和文化、历史等范畴紧密相连的概念。记忆连接了过去和现在，并且建构着未来，个人的记忆受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不但是他们各自主体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重要建构成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他1925年出版的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指出，记忆并不是单纯的生理意义上的概念，记忆虽然要以大脑作为物质载体，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由此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引入到了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并强调“集体记忆”并不是一种比喻，而是真实存在的：

集体通过决定其成员的记忆的方式来获得并保有其记忆；个体只有在他所属的集体中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交往才有可能获得属于自己的记忆并进行回忆。同时哈布瓦赫还认为，某一思想若要进入到集体记忆中，就必须要附着在具体的事件或者个体上；而某一事件或者某个人若要在集体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要使自己和得到集体认同的思想或者意义联系在一起。因此，集体记忆必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它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具体的，它专属于某一集体，决定着这一集体对自身的认知，同时它又是可以被重构的。集体记忆的可重构性是哈布瓦赫的重要思想之一，他认为集体并不是“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框架来对过去进行重构，它不是简单地用新思想来代替已经被认同的旧思想，而是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

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仅限于关注其对某一具体的集体的意义，而并没有将其扩展到文化范畴中去。德国的埃及学研究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文化记忆》中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到了文化学的研究领域内。扬·阿斯曼秉承了记忆不单单是个生理学问题的观点，认为记忆是和很多外部条件相关联的，它存在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框架之内，并据此将记忆划分为四类：模仿式记忆、对物品的记忆、通过社会交往传承的记忆以及文化记忆。模仿式记忆，即通过模仿他人来学习如何行事；对物品的记忆指的是人在与周围的物品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习如何使用它们、形成自己对物品的审美喜好等，并以此将自己融入由这些物品组成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也便为记忆提供了可依附的空间；通过社会交往传承的记忆是指语言和与人交往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记忆涵盖了前三个范畴的记忆，与社会、历史范畴相联系，它负责将文化层面上的意义传承下来并且不断提醒人们去回想和面对这些意义。其中通过社会交往传承的记忆和文化记忆同属集体记忆的两个范畴。

扬·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凝聚性结构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这种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其意义在于使所有成员对此文化体系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定义自己和这个集体。这种凝聚性结构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责所在。(www.xing528.com)

扬·阿斯曼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化记忆”进行了阐释：首先，文化记忆的内容是关于集体起源的神话以及与现在有绝对距离的历史事件。对这些内容进行回忆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其客观地重现，而是要论证集体的现状是合理而必然的，从而达到巩固集体的主体同一性的目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历史事件（或其中的某些细节）会被遗忘——它们对集体的主体同一性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颇具威胁性的。其次，文化记忆的传承一定是遵循着特定而严格的形式的，而从媒介上来说，文化记忆需要有固定的附着物、需要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或者演示方式，如文字、图片和仪式等。其中节日和仪式是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传承和演示方式。节日日期一般是固定的、年复一年循环出现的，这种规律性和重复性是文化记忆得以传承的形式上的保证。同时节日也提供了让所有集体成员聚集到一起并亲身参与到仪式的演示中的契机。仪式的演示使得集体成员有机会获得或者温习集体的文化记忆，并以此来确立或者巩固自己作为集体成员的地位，而对集体来说，它也正是通过仪式的演示来使自己的文化记忆不断重现并获得现实意义，同时也将其文化记忆植入到每个成员身上从而保有自己的主体同一性。最后，集体中的某些成员在对文化记忆的掌握和阐释上享有特权。由于文化记忆对集体的主体同一性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所以它的存储和传播都会受到严格控制，对这一控制权的掌握一方面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权力。

德国的文化学研究关注“记忆”，具体来说“文化记忆”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首先，文化学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式使得将记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成为可能。其次，德国在20世纪的历史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得对“记忆”的研究成为一种必要。正如扬·阿斯曼所说，“四十年是一道槛”，当那些纳粹暴行的施行者以及见证者作为一代人开始离开人世时，刻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活生生的记忆的命运将会如何，是将随这代人肉体的灭亡而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还是会被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这些记忆对后来者的意义和影响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文化学对“记忆”的研究的现实意义。

（黄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