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文化研究关键词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文化进入了大规模的生产。由于文化的规模化生产，如今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和电影，通过电台和录音聆听相同的音乐，阅读相同的报纸和杂志。显然，文化工业在绝大多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强大的作用。因此，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就构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研究中，最早对文化工业进行严肃的分析与批判的，当属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其中尤其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专论文化工业的一章最具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当代学者的诸多争议，甚至是连篇累牍的攻击。事实上，当代文化研究正是通过抗拒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分析风格而得以起步的。

在《启蒙辩证法》中，文化工业代表着启蒙理性盲目发展的典型后果，因此，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就意味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性诊断。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理论中，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是有着重要的区别的。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说，在《启蒙辩证法》的初稿中，他们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一词，但他们后来采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术语，其目的在于说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不是那种自发地从大众那里生发出来的文化，也不是当代流行文化形式，而是“或多或少按照计划而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是为大众的消费而度身定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显然，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并不像古老的民间文化和流行文化那样，是大众创造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化，而是服务于利润欲望、由集中化的相互联结的公司所控制，由销售专家和金融专家、管理与制作小组、技术人员、狗仔队、作家、演员、音乐家和其他创作人员所组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尤其是后者）充分利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批判，深入分析了文化工业是如何通过标准化和图式化、通过操纵消费者的心理结构来对消费者的思考能力施加影响，从而维护当前社会状况的。

首先，作为标准化的产品，文化工业的产品是按照严格的规范程序制造出来的，从流行歌曲到电视剧，从电影到推理小说，甚至搞笑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的方式，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这种程式化的创作直接导致了文化工业产品的同质化。问题更严重的是，在这些标准、规范、程式之下，文化工业还潜藏着一种深层的运作模式，即图式化（schematization），这是确保文化工业成功操纵消费者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它取消了人们对任何可能替代当前社会现状的方案的思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借助康德理论，认为直觉为主体提供了一个纯然由客观事物组成的世界，但这些事物是经过图式或概念工具的处理的，以便让主体去感知、处理、操纵并生产一个他所意愿的世界。这种预先准备，通过排除主体性的差异，也预先排除了人类个性。通过“概念工具”的强迫接受，这种对个体认知差异的排除结合了对自然的暴力性调整和同质化。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图式最终是在工业社会中实现了它的“真正本性”。文化工业的图式化预先处理抹杀了消费者的自主性、自发性和个体性，因而导致消费者接受能力的退化倾向。文化工业通过图式化运作，力图限制消费者思考或鼓励他们不加思考地遵照媒体中所提供的类似方式去理解自己的体验，从而促进消费者对当前流行的行为标准的顺从，以确保个体不至于偏离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方式，确保人类行为始终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

此外，文化工业在造成一种标准化和统一化现象的同时，又滋生出各种各样虚假的风格和个性，似乎每个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趣味，按照自己的个性去选择。文化产品通过使用不同的商标或通过提高表面的差异如包装等来创造出这种独特性或新颖性的假象。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的这种伪个性化不过是其标准化和同质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它掩盖了文化工业的压迫性质，并给人以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在文化工业那里，文化成了娱乐，娱乐本身成了人们的理想。娱乐再造了幸福感，压制了反思。它许诺人们能从烦恼中解放出来，然而并不提供现实的解放，相反，它只是使人们从思考和否定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文化工业的有效性在于它与本我的联合，就是说，它通过制造效果，给消费者提供充分的快感，最终能够有效地防止人们思考任何替代当前社会现状的方案。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黑暗的图景，其中文化工业的技术具有以各种方式来控制人的思想的无限的潜能。这一技术的进步似乎将导致更加总体化的独裁统治。当代文化理论家常常以“从下到上”的抵抗模式来取代阿多诺那种据他们所称为“自上而下”的支配模式。在当代社会理论中，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对个体造成的影响的观点常常被指责为过度悲观。即便到了1993年，《文化研究读本》的编者杜林（Siman During）在介绍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一文时依然认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忽视了未来将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的问题：即文化工业在服务于有组织的资本的同时，也为所有的个体和集体的创造性和解码提供了机会。事实上，许多（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研究学者都始终与法兰克福学派保持着一种怀疑的距离，而将目光投向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德赛都等人，把文化研究的知识与政治精力集中到释放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颠覆性潜能中。(www.xing528.com)

并不是所有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都对文化工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阿多诺和本雅明就曾经展开过一场论争。本雅明认为，生产技术的变革会对艺术生产和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发生重大影响。技术的逻辑将会结束独裁的特权，最终将会带来共产主义的自然平等与和平。它将改变传统的、精英的所有权关系的不自然的逻辑。他认为，机械复制性有着积极的、进步的效果，它能够破坏艺术的神韵（aura，或韵味）。所谓神韵，他指艺术作品的原真性、独特性、权威性和不可重复性。这使得平民百姓也能够接触到一向为王公贵族享有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不断发展的技术复制为社会革命带来巨大潜能，因为它使得大众有可能从法西斯总体化中解放出来。

阿多诺和本雅明分别代表着对待文化工业的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将技术和艺术的“机械复制”视为进步的发展和解放的潜在媒介，另一种态度则认为，新的文化技术，如电影、广播、录制工业等，是由经济动机和意识形态动机所左右的压制性操纵体系的一部分。阿多诺指责说技术乐观主义忽视了所有权的问题，低估了物质占有与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关系。阿多诺和本雅明之间的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总体性的结构变异对文化生产和消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后者关注的则是技术发展对艺术作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的影响。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因此也就迥然不同。

不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阿多诺其实也向我们展示了抵制文化工业的可能性。阿多诺提示我们，技术也许不会彻底地物化意识。就是说，它无法全然将人类主体客观化，无法完全殖民、征服和控制詹明信所说的“政治无意识”。阿多诺在《透明的电影》一文中就曾反复强调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虚弱性。在这里，阿多诺指出，电影观众的观点和行为方式与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造成了电影的“意图”与其实际效果之间的断裂。阿多诺认为，经验性的传播研究应该重点探索这一断裂，因为它可能产生重要的结果。事实上，当前一些文化理论家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比如，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约翰·费斯克说，根据意义理论，“牛仔裤深刻地渗透着白种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没有哪一位穿牛仔裤的人能不参与并扩展此一意识形态”。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有意地穿破烂的牛仔裤来进行某种抵抗。费斯克据此认为，通过将商品“移入”（excorporate）到被支配者的亚文化当中，消费者可以瓦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虽然费斯克老在批评阿多诺没有认识到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抵抗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他所走的路，早就已经被阿多诺指出来了。

（凌海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