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揭示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对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的讨论。由于它关注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不平等结构以及由此形成、扩大和加强了的跨国支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常常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对帝国主义的讨论可以追溯至霍布森和列宁的话，那么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至少应该从葛兰西和法侬算起。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法侬对保守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系的论述，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得以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则令人信服地指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而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则将文化和帝国实践直接联系了起来。赛义德明确指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也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个系统阐述“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是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席勒的全部研究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政治上脱离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然严重依赖着少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文化和传播领域而言，西方几个主要的通讯社掌控了全球信息的流通权和阐释权，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业同样占据了新兴的民族国家的绝大部分市场，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空间被严重地挤压和左右，国际文化的流通严重失衡。在其著名的《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一书中，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文化帝国主义有三个特点：一、它是一个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占有而进行的扩张过程。二、这种扩张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其实现的途径是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全球化销售，其目的或者说后果在于实现全球化的文化支配。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这种文化扩张的过程主要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以实现。席勒进一步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适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因此，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就是：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形态的跨国支配。显然，在席勒关于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政治经济的分析趋向占据着明显的优先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按照这种理论，大众文化不是一个单向灌输的过程，而是一个谈判和斗争的领域；不仅是支配的，而且是对抗的；不仅包括获得霸权的努力，而且包括对各种霸权的抵抗。二、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及理查德·约翰逊的民族志研究都表明，传播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编码和解码之间没有给定的一致性，同样的信息可以由不同的受众以不同的方式解码。三、理论范式的改变，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积极观众理论等等，也使华勒斯坦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上受到一定冲击。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识到，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并非完全等同，文化抵抗事实上是和文化霸权同步进行的，而且，文化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大众传播的问题，它是和现代性、民族认同、消费主义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汤林森（J . Tomlinson）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1991）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论述。基于对“文化”概念和“帝国主义”概念的复杂性的充分认识，汤林森对学术界相关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命题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根本就不是一个清晰的命题，因为它没有原初形式可言，与之相关的话语不止一套，操作这些话语的人本身也不具备文化代理人的资质。为此，汤林森将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分为四个层次或是途径来加以解剖和分析，其中，现代性的批判是其关注的焦点。

第一，不平等的信息流，即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不平衡的信息流指的是第一世界流到第三世界的信息，明显超过第三世界流到第一世界的信息。这一论述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媒介工业霸权的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根据对受众的经验性研究，汤林森指出，媒介本身是中性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它最终能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则取决于市场。

第二，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威胁，即作为一种民族性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主要关注西方外来文化对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巨大冲击和渗透。汤林森认为，民族国家既不是一个均质性很高的团体，本土文化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体系。所谓的本土文化其实不是“共时性—空间”的历程，而是一种始终伴随着外来文化影响和交流的“时间—历史”下的产物。(www.xing528.com)

第三，消费文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即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认为，“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而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文化帝国主义是带来“消费主义”、“同质化”的罪魁祸首。汤林森认为，简单断言资本主义商品和广告“殖民化”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似乎经不住推敲，不应低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判断力。

第四，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即作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理性、民族国家等）已经变成了支配性的叙述，现代性已经变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在解析对现代性的批判时，汤林森否认现代性的扩散与文化支配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因为“所谓现代性变成了文化变迁乃是一种‘文化宿命’，而其强烈的意思则是这样的过程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汤林森指出，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按照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在运作”，而这样的理性观占据了现代社会重要机构的核心。现代性之所以具有宿命性，是因为它沿着自身的逻辑，即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向前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汤林森看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由现代性催化的“全球化”时代，旧式的帝国主义体系已经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代替，不仅体现在国际金融、跨国公司的出现，还体现在文化体验与思维方式的扩展与重塑。事实上，文化帝国主义的语境已经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汤林森断言，全球化进程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是先前帝国主义时代的权势中心国家亦不能幸免，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

（张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