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资本主义：了解文化研究关键词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之中，有许多理论家都曾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过分期。最经典的资本主义历史分期，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国家与革命》当中的论述，它系统地描述了“晚近”资本主义特征并将其与“古典”资本主义特征相对立。如果说“古典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制的“配置”是由议会制政体、市场向导的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三者构成的话，那么，19世纪晚期，随着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转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对列宁来说，这种晚近的变化预示着“资本主义终结”的条件：“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眼看着自由竞争开始转化为垄断：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更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中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垄断，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以及同它们相融合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激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寡头的垄断势力结成政治联盟以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经济垄断主义、政治独裁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只是权威主义的各种地方表现）装配起来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得以形成。帝国主义竞争引发的世界性危机将是世界革命的前提和条件，不言而喻，对列宁来说，“晚近”资本主义也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是最高形态的资本主义，在它之后将由无产阶级革命缔造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但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一预言式的历史目的并没有实现，相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理论家们看来，他们仍然处于“晚近”而不是“晚期”资本主义之中，新技术和机械化的长足进步使得列宁所预言的世界革命似乎被无限期地延宕了。基于对这种新情况的理解和对自身理论定位的需要，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重新的界定。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1968年4月主持了第十六次德国社会学会议，其主题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阿多诺在会上作了同题发言。一方面出于在卡尔·马克思诞辰150周年之时拿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新理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学生抗议”运动的现实，阿多诺指出，工业及技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使阶级矛盾退向了后台，但“抗议运动”、“青年运动”则作为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表征的文化斗争越来越体现出重要性：“对于盲目的因循守旧的反抗，理性选择目标的自由，对于充满欺骗的世界现实的厌恶，对于变革可能性的思考和认识，所有这些青年中的反潮流迹象就在最近几年里开始出现了。社会上日益增长的破坏自身的强烈愿望是否能够战胜这种反潮流的力量，尚有待观望。”五年之后，阿多诺的学生于尔根·哈贝马斯用“合法化危机”的概念系统地解释了阿多诺这里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特征。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固有经济危机的延缓或者转移，在“新型”资本主义中不仅需要以先进技术和官僚体制为支柱的国家干预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而且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国家调控当中技术治国论意识形态与“包含了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的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国家“合理性危机”，也需要国家对形成合理性的“文化”、“生活世界”领域进行技术管控，以塑造必要的“大众忠诚”。但国家干预的这双重倾向最终只能形成社会的总体社会化，只能使原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享有舆论自由的公共领域陷于彻底枯竭状态。和弗洛伊德理论中“症状”的形成相似，神经症症状“移置”超我—自我对根本性创伤经验的压抑，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中抗议斗争、文化斗争和议会院外压力之所以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政治形式，其原因在于它们“移置”国家总体调控对合法化危机的压抑，呼吁着新的理性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www.xing528.com)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政治特点着眼的话，那么，美国批评家詹姆逊则是更多地从文化特征去理解它的。詹姆逊从文化逻辑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这样的分期：一、市场资本主义时期，其基础是对“直接”自然的占有，而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较为简单，甚至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二、资本主义的完成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或“现代主义时期”，政治上表现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上也完成了西方/非西方的划分，在这种划分之下，意识形态诸形式明显地包含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变体。三、晚近资本主义时期，或“后现代主义时期”。在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晚近资本主义当中，自然开发、人力开发的饱和态使“娱乐”开发、“文化开发”、“符号商品化”必然地成为最重要的产业，经济开发的主导产业中增加了非创造性的大众文化（既包括高雅文化也包括大众文化），或毋宁说是“大量文化”。一切文化因素，无论其“高雅”与否，在全球化语境中，在新的生产媒介中，都表现出同样的“后现代特质”——一切都成了“深度丢失”的“大众文化”（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因此“创造性”的艺术要使自己摆脱商品化就不得不不断地以“反讽”、“戏仿”、“碎片化”等消解可接受性的方式使自己与商品化的非创造性艺术区别开来，这一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艺术逻辑，恰恰与哈贝马斯所分析的晚期资本主义政治多元化、文化化的逻辑是同构的。

（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