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性”，表示同种、同源、同性；“异质性”，表示异类、异源、异性。最初这一对概念在生物学上使用，指陈生物种的系统演化和个体发展过程之中的两性——同化和异化相辅相成的结果。生物同质化的典型行为是占有，而生物异质化的典型行为是排泄。后来这一对概念延伸和散播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之中，被用来描述人类行为及其创造的文化的两个维度，“同质性”表示有限、整体、秩序的方面，而“异质性”表示无限、差异、紊乱的方面。更加晚近的文化理论家则将这一对范畴运用来描述全球文化景观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将“同质性”和“异质性”概念运用于人类学和宗教学之中，对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进行深度描述的哲学家，是法国的乔治·巴塔耶。要理解他的“同质/异质”概念，必须首先对他所提出的“三界世界模型”略做了解。第一界是由兽性、欲望和色情等构成的生命原力之涌动渊流，第二界是由规则、法律和理性等约束的世俗社会世界，第三界则是由天堂、灵魂、神性来启示的宗教王国。这样，世俗社会世界就位于原欲世界和宗教世界之间，而对立于这两个世界。巴塔耶认为，原欲世界和宗教世界都是神圣的世界，二者宛若诺斯替主义所构想的黑暗与光辉：原欲世界的神圣性在于它是以色情为动力并被欲望所主宰；而宗教世界的神圣性则在于它以信仰为依托，引导灵魂朝向纯洁的境界升华。世俗社会世界是同质的世界，而原欲世界和宗教世界所构成的神圣世界就是异质的世界。同质性，构成了世俗社会世界的强化形式，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生产的社会，一个以占有为目标的社会，一个实用的社会。一切不能被占有而被视为无用的东西，就被当作异质性排除在社会同一体之外。这令人想起福柯所描述的历史：麻风病人、心智不健全者、奸夫淫妇、不孝之子、犯上作乱之人，都统统被当作危及社会安宁秩序的因素，装上“愚人船”，在月黑天高的夜晚让他们任河水卷走，从而净化城市生活的环境。这种在苦难的呼喊之中诞生的历史，就是世俗世界的历史，就是排除社会异质性而维持社会同质性的历史。在一个同质的社会之中，首先被尊重的是使用价值，对任何一种社会要素的第一度拷问就是：它有什么用？
同质社会对应于功利性生产，这一社会的开支必须求取利润和期待回报的开支。异质社会要素则对应于超越功利的消费，它追求一种不求利润和无须回报的开支，甚至是夸耀性的挥霍与浪费。如果说，同质社会的经济是有限的经济，那么，异质社会则是普遍的经济，或者说无限的经济。如果说，社会同质性是一种节俭的要素，将生命活动约束在有用的范围内，那么，社会异质性就是一种耗费的要素，将生命力量夸张地散播在无限的空间。如果说，同质性是可以公度的，它服从于逻辑运演和理性算计，那么，异质性则是不可公度的，它蔑视逻辑和理性。一言以蔽之，同质性是可以归化于同一秩序的性质，而异质性则是无法归化于同一秩序的剩余物。
异质性首先表现在巫术礼仪之中，然后形象地呈现在文学之中。神圣启示力量，预言家的话语，神秘的禁忌，超越理解而被诉之于想象的神话及其内涵的至上权力，宗教领袖的超凡魅力，属于宗教神圣的异质世界。同样，无器官的身体，肮脏的排泄物，深度无意识，原欲及其在梦境之中的呈现，色情的变态表现如暴力、疯狂和残酷，构成了原欲神圣的异质世界。四平八稳、温情脉脉、浪漫典雅的布尔乔亚社会，是同质世界的典范。而疯疯癫癫、残暴无常、卤莽无知的暴民世界，则是异质世界的原型。而从布尔乔亚社会杀出一条血路的作家如萨德、劳伦斯，则用血性和残暴书写了异质性，顽强地将之写进了同质性的社会空间，瓦解了同质社会的秩序，暴露了同质社会的羸弱。他们的使用价值是其所归属的共同体所厌恶的无用性，是排泄、流射、呕吐的时刻所获得的极度快感。身受巴塔耶影响的波德里亚说，诗歌就是价值的毁灭：神名在能指的死刑中被碎尸万段，分解为音素成分，而且永远不会复原（《象征性交换与死亡》）。
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冲突也贯穿在宗教历史之中。异教侵入罗马基督教，不仅导致了基督教信仰体系的裂变，而且还导致堂而皇之的古代经典所表达的理想秩序的致命颠覆，古代多神教的复活给予基督教一神以强大冲击。比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背教者尤里安》就叙述了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冒险复兴古典多神教的悲壮故事。公元前后活跃在地中海沿岸的诺斯替教几乎是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将圣洁与淫秽、光辉与黑暗的二元论宇宙模式和思维方式引入到希腊罗马意识形态之中，将埃及传统、波斯宗教、东方犹太人的异教这些异质的因素注入基督教体系之中，导致了一场诺斯替主义的残酷革命。他们将卑微淫荡的宗教形式与神秘占星术结合在一起，塑造了“无头的太阳”，并以此为旗，展开对同质的精神秩序的反抗。宗教精神异质性对于同质性的反抗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文艺复兴时代的狂欢、喜剧、下半身语言的爆发，甚至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狄奥尼索斯随着尼采生命和思想的复归，都足以说明异质性与同质性的持久冲突，特别是异质性不可低估的生命力。(www.xing528.com)
在政治学中，同质性和异质性之争斗与矛盾还为思考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色情和宗教构成了神性的二极，高等权威和低俗暴力则构成了社会权力的两个端点。法西斯主义就生成于高等权威和低俗暴力的整合之中。法西斯领袖可能出身寒微，流落街头，饱受屈辱和充满苦难。他流氓成性，是十足的害群之马。在这个意义上，法西斯领袖是一种由低俗暴力所充实的异质性。但是，不可否认，法西斯领袖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千古风流集一身，振臂一呼，英雄无不归顺，他享有威仪天下的君王气概。他卓尔不凡，是十足的人中豪杰。在这个意义上，法西斯领袖是由高等权威所浸润的异质性。一旦低俗暴力与高等权威融合无间，他掌控了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就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并把民族精神上升到了神圣价值的高度。散漫地存在于民众身上的异质性，在“元首”人格上得到了光辉四射的表达，因此，民众无条件地服从于“元首”，恰如千流归海，万法归宗。于是，法西斯主义就凌驾于同质社会之上，成为理性和逻辑无法说明的历史怪物——一种异质的主权形式。
在更晚近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语境下，全球时代文化互动的中心问题被认为是“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全球时代的文化想象建构了人种、媒体、科技、金融和意识形态五大流动的景观，其中既有断裂又有连续，而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的争斗赋予了流动景观不断生成的动力。同一性和差异性都力图吃掉对方，从而各自宣称它们成功地实现了所向披靡的普遍性和死而复活的特殊性这一花开并蒂的启蒙信念。西方现代性话语长驱直入，在全球民族之林中散播和蔓延，塑造出同质性的文化。但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却顽强抵抗，全力抵制西方现代性，渴望把异质的文化写入新时代的史册。西方现代性并没有造就全球同质社会而终结历史，相反，后殖民时代的人民却以差异的书写方式展开了异质的文化空间，许诺了人类文化在多元世界生生不息的未来。全球时代异质文化的暴动，导致了互相吞噬、互相残杀的惨烈现实：恐怖主义幽灵徘徊不去，暴乱此起彼伏，难民涌动如潮，流氓国家以自杀的方式来剪灭异己以期保护自身免疫系统的纯洁性，还有系统灭绝他人的种族屠杀。但无论如何，“同质化”和“异质化”持续不断的争斗、冲突，构成当今全球文化进程的两个重要方面，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文化冲突的舞台，既演出了神圣的邪恶，也呈现了丰饶的苦难。总之，不同层次的全球流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和脱节，由此还产生了飘忽不定的景观。
（胡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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