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线-文化研究关键词

逃逸线在法国最初是一个用来描述透视绘画的术语，与“没影点”/“逃逸点”（point de fuite）存在着某种关联。尽管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中没有提及逃逸线，但他开始探讨线或抽象线与西方思想的关系，为我们研究逃逸线提供了大量线索。从1969年德勒兹与加塔利相遇之后，逃逸线逐渐成为他们哲学探索的极其重要而又极其著名的概念之一，处于他们哲学的中心位置，它与欲望机器、抽象机器、解域化、装配、块茎、生成等概念相互交织、相互阐释，是他们进行精神分裂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多样性理论、生成论哲学和内在性哲学，而且他们通过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芙、菲茨杰拉德、克莱斯特等作家阐述和丰富了逃逸线理论，由此论述英美文学的优越性，为文学艺术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逃逸线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合写的第一部著作《反俄狄浦斯》中，阐释了欲望的逃逸线问题；他们在《卡夫卡》中广泛地使用了逃逸线理论，论述了逃逸线与装配（agence-ment）、解域化、生成—动物的关系；德勒兹与帕尔奈在《对话》中将逃逸线融入了线的体系，在三种线的体系中阐述了逃逸线；加塔利在《分子式革命》和《逃逸线：支持诸可能的另外世界》中继续深化逃逸线理论，由此将逃逸线定位于“重寻自由”的维度上；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中系统阐述了逃逸线理论，最终逃逸线成为他们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理论的核心关键词之一。

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线，但他们最终综合概括了三种线——坚硬线、柔韧线和逃逸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种线是切分的、节段性的、层化的、克分子式的坚硬线，也被称为切分线，它们通过明确切分的人生片段规划着人生的未来，强行规定着界域与编码，如家庭—职业、工作—假期、家庭—学校—军队—工厂—退休、小学—中学—大学、婴儿—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它们通过二元对立的机制来构建循规蹈矩的发展轨迹，如富人—穷人、青年人—老年人、成功—失败等；它取决于克分子式的集合体，隐含着权力的运作，制约着人生的重要抉择，如国家机器、机构、群体、阶级等，总之一个人在坚硬线的控制下绘出了从小学到大学到工作直至退休的人生轨迹，人生刻板呆滞，毫无生机。第二种线是分子式的、节段化的柔韧线，它们贯穿社会、群体和个体，秘密地重新分布界域、编码与欲望，具有更加明确的切分性，但它们更加微妙、更加柔韧，蜿蜒迂回，最终它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具有阀限或量子的分子流来实现相对的解域化运动，各种生成、微生成发生在柔韧线上，扰乱了线性的发展轨迹和人生常态，没有目的和方向，致使人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破裂，偏离了循规蹈矩的人生状态，因而柔韧线也被称为破裂线。第三种线是游牧的、不断生成的、绝对解域化的、生机论的逃逸线，它们奇特而又重要，简单而又抽象，在全部线中最错综复杂、最迂回曲折，它们触及绝对的阀限，采取绝对的速度“把我们带向了一种不知名的、没有预见的、没有预先存在的目的地”；逃逸线结合各种流和强度，摆脱了形式、质料、结构，乃至种种束缚和禁锢，走向了绝对的解域化；逃逸线完全摆脱了坚硬线和柔韧线，走向持续不断的生成，走向断裂与碎片，走向了自由和解放，因而逃逸线也被称为断裂线。概而言之，坚硬线循规蹈矩，柔韧线游走边缘，逃逸线脱离正轨，它们彼此交错，但又相互内在，没有任何线具有超越性，每种线都在其他的线中运行，它们共同绘出了人生百态与世间变化。坚硬线的关键词是“切分”（coupure），句法是“我应该……”，存在着界域化与编码化的危险，导致了生命的枯萎与人生的乏味；柔韧线的关键词是破裂（fêlure），句法是“或者……或者……”，虽具有相对的解域化，也总是存在再域化的危险，出现微—俄狄浦斯情结化、权力的微—构造、微—法西斯主义；逃逸线的关键词是“断裂”（rupture），句法是“我情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虽具有绝对的解域化，但有可能发生最糟糕、最僵化的节段化，存在着毁灭的极端危险——“变成消除、摧毁、他者与自身的线”。

综合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述，逃逸线具有三个基本特点。首先，逃逸线使欲望逃离外在的束缚和压抑，具有某种变革的力量。在《反俄狄浦斯》中，逃逸线的概念在双重的意义——临床的意义和政治的意义上实现了变革，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式的逃逸线和革命的逃逸线。逃逸线在临床的意义上被用来指无意识的特殊功能，关涉着欲望机器的分析，德勒兹与加塔利从欲望生产的层面上审视逃逸线，变革了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无意识的阐释，他们认为无意识不再是欲望戏剧的剧场，而是欲望机器的工厂，不再是再现与压抑，而是生产与再生产。其次，逃逸线以生成为中心，走向绝对的解域化。德勒兹与加塔利继续在临床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强化逃逸线的变革性意义，更多地使用逃逸线来区分生成—动物的过程与解域化的过程，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意味。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大多都以动物为对象，以生成—动物为主题，生成—动物就在于找到一个出口，划出逃逸线。以黄蜂与兰花为例，兰花通常被认为摹仿了黄蜂，以意指的方式再现了黄蜂的形象，尽管兰花会摹仿雌蜂吸引雄蜂，雄蜂也会把兰花错当作雌蜂进行授粉，但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兰花与黄蜂之间存在着一种双重的释放与捕获，真正的生成——兰花的生成—黄蜂与黄蜂的生成—兰花——确保一方的解域化与另一方的再域化，两种生成根据一种将解域化始终推向更远的强度的循环中相互关联、相互替换，最终在共同块茎构成的逃逸线上实现两种异质性系列的爆裂。再次，逃逸线运行于“之间”（entre）或“中间”，遵循着一种“与”（E T）的逻辑，由之颠覆了西方以“存在”为指向的形而上学。“之间”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经常提及但经常被研究者忽略的一个小品词，在《千高原》中主要用来阐述与块茎密切相关的“与”的连接形式，块茎没有开端和终端，也没有中介，它始终居于中间，居于事物之间，居于存在者之间，它将连词“与……与……与……”作为织物，运行于“之间”，撼动并根除动词“存在”，英美文学善于在事物之间运行，“建立了一种‘与’的逻辑，颠覆了本体论，废黜了基础，取消了开端和终结”。(www.xing528.com)

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哲学中，哲学与文学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彼此难分难解，难以区分。在尼采的强力意志思想的影响下，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文学就是解放生命，就是创造全新的生命可能性，逃逸线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就是肯定生命本身的潜在性，逃逸线呈现了作家与作品的内在运动，充分呈现了哲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作家与作品则呈现了逃逸线的生成变化，创造了全新的生命可能性。法国作家虽然像所有人一样逃逸，但他们对逃逸的看法存在很大缺陷，他们逃避介入与责任，认为逃逸就是摆脱神秘主义或艺术，他们着实不懂得逃逸线的奥妙，将逃离世界与逃逸线混淆不清，他们沉湎于想象与幻觉，与逃逸线相去甚远。法国作家错误地相信逃逸线就在于逃避生命，向想象或艺术逃逸，劳伦斯曾指责法国文学不可救药，与其说是对生命的创造，倒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批判与否定。与此相比，英美文学懂得如何划出逃逸线，懂得如何创造生命的可能性。英美作家深谙块茎的奥妙，懂得从中间开始，懂得在二者之间划出逃逸线，他们懂得像草一样而非像树一样进行生成。英美文学是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从不解释，从不制造幻象，经验主义者就像英美小说家一样是实验者，他们也从不解释，他们没有基本原理，经验主义就是在诸关系中实现装配，在“与”的逻辑线沿着积极创造的逃逸线逃离。

（董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