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同体：文化研究关键词

双性同体，也称雌雄同体，就词源看，由希腊语andro （男性）和 gyn（女性）组成，指兼有男性和女性精神的人，也指阳刚与阴柔的情感在一个人身上的完美体现。这个词不同于医学上生理意义的双性同体性。双性同体的说法由来已久。印欧宗教中的始祖都是男性和女性特征并存的。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托芬曾描写过男人和女人合二为一的状态，这个人兼有的双重力量导致人类同天国抗衡。宙斯将谋反者劈成两半，从此男人和女人开始永久地寻求另一半。北美印地安人的传统文化一直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定义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所描绘的人兼有男性和女性特征，如纳瓦霍部落的纳德尔（Nadle, Nedleeh）等。

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将双性同体一词纳入研究范畴，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思考有密切联系。在该书最后一章，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观点，这不仅是这本书，也是她所有小说思想的关键所在。伍尔夫认为：“对任何写作的人来说，想到自己的性别是不幸的。做个单纯而简单的男人或者女人是不幸的；一个人必须是男人般的女人，或者女人般的男人。”她引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话“伟大的心灵都是双性同体的”，认为“艺术家应该是双性同体的”。伍尔夫指出，单纯地以男性或女性身份思考“干扰心灵的完整”。她想象着男性和女性特征的完美结合，做了如下构思：“每个人内心都有两种力量，一是男性的，一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主导女性的一面。在女人的头脑中，女性的一面超过男性的一面。当男性与女性的特点和谐共处，精神上共同合作时，这是个正常而且舒服的状态。”伍尔夫倡导的双性同体是一种心理和诗学意义上的理想，是对性别、自我和语言的超越，是身处两难之境的女性作家对现实的回应。

伍尔夫调侃为业余式的有关双性同体的思考为上个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女性主义者们对她的看法有不同反应。倾向于双性同体观点的女性主义者视伍尔夫为典范。卡洛琳·赫尔博容（Carolyn Heilbrun）是继伍尔夫之后第二个认真钻研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在《认可双性同体》（Towards aRec-ognition of Androgyny, 1973）一书中，她引用伍尔夫的话，指出双性同体对女性主义是有用的，因为这个词摆脱了弗洛伊德强调社会性别差别的二元性双性观，绕开了同僵化的社会性别范式相联系的主导与服从的文学样式。不仅如此，因为西方文学和神话中一直存在双性同体传统，她提议用双性同体来代替现存的、分别以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为主导的性别观，颠覆传统文学批评中对男性和女性的表征。她的观点之新颖处在于，她说明可以用双性同体一词来命名流动的、不受生物性别限制的个性发展，这一点在伍尔夫、格特鲁德·斯坦等作家质疑传统性别说法的虚构世界中都得到了体现。对她来说，双性同体是一个拒绝身体、性欲或者任何性别差异之物理性特征的精神理想。

就影响而言，因为赫尔博容理论性地分析和解释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体验到的性别、感情和智力等差别及其原因，所以她的观点得到不少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她们的共识是只有拥有双性同体的人格才是完整的，能体验人类情感的整体性。美国学者琼·辛格（June Singer）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一个人身上是并存的，她倡导个人合理地调整这两种气质，实现“内在的联姻和融合”。她指出：“双性同体是以开放的并能同开放的世界接触的有机体中能力的运用为基础的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许多女性，尤其是中产乃至上流社会的女性接受双性同体的观点，并将它政治化，使其成为支持并巩固其男性理想的理论基础。双性同体的政治化催生了通俗文化中的社会性别角色实验，著名的例子有电影《雌雄莫辨》（Victor /Victoria）和《窈窕淑男》（Tootsie）。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如玛丽·戴利和艾德丽安·瑞奇等对伍尔夫双性同体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即使双性同体是一个合适的道德理想，它作为一个政治目标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没有明确区别差别，双性同体的想法模糊了为同男性相区别而斗争的需要。凯特·米利特和伊莱恩·肖瓦尔特一致认为伍尔夫不关心政治，因为她的作品没有公开谈论令女性受压迫的意识形态问题，她的双性同体观是男性和女性特点的综合，是逃避冲突和斗争的表现，带有解除性和解政治化倾向。在1977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肖瓦尔特专章阐述并评价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指出这是伍尔夫为了避免直接面对她的家庭、读者和社会阶层而建构的一个带有逃避色彩的理想。她认为双性同体观对伍尔夫来说是个神话，“它帮助她躲避直面自己身为女性的痛苦，使她能够把自己的怒气和雄心都压抑住”，她的双性同体设想是“理想的艺术家乌托邦思想的投射：安静，稳定，不受性别意识的阻扰”。在肖瓦尔特看来，这种想法是非人化的，伍尔夫的理想艺术家很神秘地超越了性别，或者无性别。不管人们怎么评说双性同体，它都是对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的逃避。(www.xing528.com)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家托瑞·莫依（Toril Moi）对肖瓦尔特的观点的挑战使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在遭遇了冷遇之后重新受到关注。莫依运用法国批评家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的解构理论，认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说法其实是革命性的，是反对二元对立的。她指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在她最早的小说《到灯塔去》中就有所体现。在这部小说中，伍尔夫“通过朗姆赛先生和朗姆赛太太，阐明形而上学式地信奉牢固的、恒久不变的社会性别身份具有毁灭性的本质”。莫依坚持认为，对伍尔夫而言，显然“女性主义的努力目标正是要解构D E A TH-D E A L I N G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

总的说来，提倡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者将它作为对付厌女症的策略，以期打破男性和女性二元对立的僵化局面，接受个人充分发挥男性和女性特点的观点，鼓励女性成为阳刚和阴柔兼具的个人。对双性同体持保留和反对意见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这一观点带有破坏性，或者是逃避现实。对双性同体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们对词语含义认识的增强，这一词语所包含的男性意识也逐渐引起关注。卡瑞·维尔提出用医学上表示雌雄同体性的词“hermaphrodite”来代替“androgyny”，认为“男性/女性合二为一永远都是不完整的，两个身体一直都是相互竞争，而不是相互完善的”。

从上述有关双性同体的认识可以看出，女性如何在父权制社会找到自己的定位一直是女性主义者关注的问题。不论用哪个词，双性同体所表示的意思对女性主义理论来说，都是见仁见智的关键构想。同这一理想化的双性同体构想相对照，法国女性主义者露西·伊丽格瑞的认识虽然也因抛开了民族、种族、不同意义上的性等因素受到质疑，但是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伊丽格瑞认为，就理想的两性关系而言，不论是完整性，还是统一性，都抹杀了差别，有趋同于男性的倾向。她为女性提供的策略是模仿，即有意接受女性气质的要求，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将它所代表的从属含义转换为对自身的肯定。换言之，就是通过有意识接受的举动来实现并肯定父权制预设的女性角色和女性自身角色间的分离，展现一个女性欲望能够得以施展的空间，保持带有积极意义的差别。这一观点在一定意义上算是对双性同体构想画上了句号。

（单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