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行”最初是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1911—1960）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后来被广泛用于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研究等学科的研究中，在不同的语境下和不同的使用者手里，“述行”也被说成施行、行为、施事、表演。
直到20世纪中期，人们普遍认为，一个语句的有效性在于它陈述了一个可以证实或可以证伪的事实，换句话说，如果一个陈述句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那么这个句子就是无意义的。奥斯汀发现，并非所有的陈述句都是对事件、过程或状态的描写；也有一种陈述句并无真假值，但是确实有意义。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陈述句：
（1）It rained yesterday .（昨天下雨了。）
（2）I bet it must have rained yesterday .（我打赌说昨天下雨了。）
第一句话是对一个事实的陈述，到底是否属实，是可以加以证实或证伪的。而第二句话就不存在真假问题，说出这句话等于做出了“打赌”这件事情，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做事的“行为”。基于语句的不同功能，奥斯汀将陈述句分为“表述句”（constatives）和“述行句”（performatives）两大类。他指出，表述句对事件和状态进行事实性的描述、报告或判断，所述内容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行为句由于本身就在“做事”，或发出指令，或提出警告，或做出承诺，或表达愿望，或表现情绪，所以不存在真假问题，只有恰当与不恰当之分。(www.xing528.com)
奥斯汀最初认为，述行句应该具备三个特点或符合三项基本原则：一、主语必须是第一人称单数。二、谓语动词应该是行为动词。三、谓语动词是主动语态的肯定现在式。能够把这三项标准结合起来的常见句式有：我同意……，我请求……，我承诺……，我命令……，我提议……，我宣布……，等等，据奥斯汀统计，英语里具有某种“行事力量”的词语大概有一千来个。然而，对述行句的深入研究使奥斯汀看到，有些句子虽然不完全符合这三项原则，但是同样起到了实施某种行为的作用。例如：“You are sentenced ten years of imprisonment .”（判处你十年监禁。）说出这句话，就是在做出“判决”的行为。当然，严格地讲，这一判决只有在法庭上宣读出来，才能具有法律效力。于是，奥斯汀进一步将述行句分为显性述行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隐性述行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两类。显性述行句至少包含一个行为动词，通过这类动词确切地表明了句子所实施的言语行为，例如：“I promise to go with you .”（我答应和你一起去。）句中的行为动词“promise”表明该句做出了“许诺”这一言语行为。而隐性述行句则没有明确的行为动词，需要通过语境来确定它所实施的言语行为。例如：“You will be right there .”这句话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可以在不同的语境里表示“赞成”、“许诺”、“警告”或“不满”等不同行为。
随着对隐性述行句的进一步研究，奥斯汀意识到表述句与隐性述行句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例如“It wil rain tomorrow.”（明天要下雨。）这句话几乎完全不符合上述三项原则，但是它确实可以表达“劝告”、“担心”、“提示”等行为意义，即可以做事。由此看来，所有的语句都是述行句，“述行”是一切言语的共性，是语言的实质；至此，言语行为理论开始形成（参见本书“言语行为理论”词条）。
当代人文科学话语广泛采用了“述行”一词，它被引申表示一切符号现象的根本属性，就是说，符号再现、表征或表意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实施过程，我们所见的语言文本、音乐文本、标牌、告示、建筑、服饰……所有符号使用都是在做事、行事、表演或“述行”，符号活动本身就嵌入和参与了社会文化过程，它塑造现实和被现实所塑造，是整个生活构成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生活、对生活反映或不反映、正确反映或歪曲反映的另一独立系统。甚至言语表现不再有“正确”与“不正确”的区分，只有恰当与不恰当的不同和差异，就因为语言活动是一种行为。所言的正确与否，完全是一种差异效果；话语的恰当性决定于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也就是“什么山头说什么话”。因此，在分析言语的意义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语境的限定作用，词语的意义是在使用中产生和确立的。
（马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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