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与文化研究关键词

生态文学是指蕴含着浓厚的生态思想的文学，它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询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它否定把“人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论，强调共同体中万物的相互依存和密切联系，这也是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生态文学作品的第一标准。

生态文学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上，与一般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不同。后者把人以外的自然仅仅当作工具、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文学及其创作手法里的一种典型表现。而生态文学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时，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正如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突出强调的那样，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另外，生态文学还具有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探询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找出人类文明“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态文学研究主要是思想研究，是对文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发掘、分析和评论，以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中，生态文学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支流，甚至可以说是掀起和推动这一思潮的主要动力。因为，奠定生态思想之基础的就是生态文学家列奥波德（Aldo Leopold），掀起这一思潮的关键人物之一是生态文学家卡森（Rachel Carson）。

生态文学研究，即生态批评，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Joseph W. Meeker）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作者还尝试着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某些当代文学作品。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洛伯尔（Karl Kroeber）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引入文学研究。1978年，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199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贝特（Jonathan Bate）出版了他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在这部书里，贝特也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个术语，他称之为“文学的生态批评”。同年，现代语言学会举行研讨会，议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化”。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A S L E，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并对生态批评的特征、产生原因、批评标准、目的使命等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1995年6月，A S L E首次学术研讨会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会议收到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同年，第一家生态批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出版发行。人们一般把A S L E的这次大会看作生态批评倾向或潮流形成的标志。同年，哈佛大学英文系的布伊尔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他以生态尺度重审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写出了这部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1996年，第一本生态文学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由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和弗罗姆（Harold Fromm）主编出版。这一著作被公认为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1998年，由英国批评家克里治（Richard Kerridge）和塞梅尔斯（Neil Sammells）主编的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在伦敦出版。这是英国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理查德·克里治在论文集的前言里说，生态批评是“一门新的环境主义文化批评”，“生态批评要探讨文学里的环境观念和环境表现”。同年，A S L E第一次大会的会议论文集也正式出版，书名为《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2001年，布伊尔出版了新著《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麦泽尔（David Mazel）主编出版了《生态批评的世纪》，对生态批评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2002年年初，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生态批评丛书：“生态批评探索丛书”。著名的文学研究刊物《跨学科文学研究》当年连续推出两期有关生态批评的特辑——“生态诗学”第3期和“生态文学批评”第4期，后者由A S L E现任副会长马歇尔（Peter Marshal）教授撰写导论——《文学批评的生态思想》。2002年3月初，A S L E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9月，A S L E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性主义。2003年6月，A S L E在波士顿召开第五届年会，议题是“团结的地球，行动的世界”，重点探讨生态文学如何推动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

生态文学研究之所以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在带给人们丰富物质资料的同时，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急遽恶化。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www.xing528.com)

虽然生态文学这一术语和生态文学研究直到20世纪才出现，且人类历史上占主流的文化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控制、改造、利用自然的思想，但生态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米力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强调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学者毕达哥拉斯强烈反对虐待动物，认为：“只要人还在残酷地毁灭低等生命，他就绝不会懂得健康与和平。”犬儒学派的学者们蔑视征服和扭曲自然的文明，宁愿像狗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摆脱名利地位，追求质朴纯真，与动物平起平坐。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反对老师的观点，坚持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中世纪的神学家圣弗朗西斯试图把人的君临万物的地位废黜，建立所有生物平等的生态民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切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明确提出要尊重自然万物。18—19世纪，伴随着倡导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西方文明史的第一个生态思想繁荣时期到来了。回归自然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意识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思想。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把大自然看成“心灵的另一存在”，严厉地抨击与自然为敌的工业文明，称之为“人类去与大自然进行的一场考虑周密的持久毁灭战”。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指出，“森林先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接踵而来”。雨果认为，要避免人类在毁灭自然万物之后也毁灭了自己，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文明的合乎道德的关系。梭罗堪称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他不赞同以人为本地对待自然，强烈反对凭借科学技术干扰自然和统治自然。叔本华特别强调了人对自然的伦理道德。他指出：“基督教伦理没有考虑到动物，大家一直装作动物没有权利，他们告诉自己，人对动物的所作所为与道德无涉，这真是令人发指的野蛮论调。”尼采则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著名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20世纪初，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无疑是生态思想的又一宝贵财富，也是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影响很大的有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列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假说”等。同样，在悠久的东方文明中也深藏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儒家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思想强调了自然与人的密切联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明确提出“自然”这一重要范畴，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以“回归自然”作为其哲学的根本宗旨。另一位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的“万物一齐”的平等观，“天在内，人在外”的人性观，“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观，都体现了热爱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与大自然共生共容、和谐相处的伟大情怀。

可以看出，生态文学的发展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当下的生态危机和由此所激发的生态思潮中，生态文学凭借其通俗性和趣味性特点，潜移默化地把关爱自然的思想植入读者心中，极大地推动了生态运动的发展。

（任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