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是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提出的概念。福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转入了他的谱系学时期，这一时期，他对欧洲的现代个体的形成谱系进行了研究。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就发现了权力新的运作方式。即从17世纪开始，权力对个体的管制不再是单纯的惩罚和报复，而是进行矫正式的运用。权力不是消灭个体，而是创造出一个有用的个体。也就是说，权力的否定和消灭品质转化为肯定和生产的品质。同样，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也彻头彻尾地颠倒了权力的“压抑说”：性不是被权力所压制，而恰恰是被权力所生产。性的话语和性的知识并没有受到抑制，而是一再被激发和创造。权力的这种性质的变化，使福柯提出了他的生命权力概念。由于权力是积极和生产性的，无论是对于性，还是对于生命——性和生命显然密切相关——权力就不再是杀戮式的，就不再是君王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消灭式的，相反，权力在保持、激发、促进性、生命和社会的发展。而生命权力正是这种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调节生命的积极权力，它在生命、人类、种族和人口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围绕着生命，生命权力和君王的屠杀权力针锋相对，这也是肯定权力和否定权力的针锋相对。
生命权力在17世纪通过两种形式发展起来。一种是以人体为中心，它对人体进行训练，使人体的能力提高，同时也使人体驯服，这种权力生产出既有用又驯服的人体，人体的实用性和驯服性同步发展，这一点，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作了完整而全面的描述。这一种生命权力形式被福柯称为人体的解剖—政治学，它运用的程序是训练，人体最终被纳入经济系统中得以检验。另一种生命权力形式是以人口—生命为中心的，它形成于18世纪，它关注生命，关注作为生物过程的人体，将人体作为繁殖生命的基础，它根本的关心是生育，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人口的寿命和质量。福柯称这种生命权力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这种权力以生命为对象，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对身体的规训、对人口的调节构成了两极，控制生命的权力就围绕着它们而展开。古典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个伟大的双重技术——解剖学和生物学的，个体化和具体化的，它着眼于身体性能，关注生命过程——使得权力的最高功能可能不再是屠杀，而是对生命完完全全地投资。”这就开倡了生命权力的新纪元。一方面，对人体的规训机器纷纷建立，它们旨在生产和训练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力，这些规训机器是工厂、学校、军营、社团；另一方面，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领域，对人口的控制技术也成熟了，对人口和资源的关系也作了研究，出现了人口学，观念学派的哲学等等。对身体的规训和对人口的控制，这两种权力并不排斥，前者针对肉体的人，后者针对的是活着的，有生命的人。准确地说，规训权力“试图支配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应当分解为个体——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有可能被惩罚的个体”。而针对生命的权力“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育，疾病等等的影响”。这些生命权力的发展，围绕着生命和身体而建立起来的知识，都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而且，都与对人体和生命的管理、控制、分配密不可分。在此，人的生命进入历史之中，也进入知识和权力的领域之中，进入政治技术之中。“西方人逐渐懂得，一个生物世界中的生物种类意味着什么。拥有身体、存在状况，生命的可能性、个人和集体健康，可被修正的力量以及以一种理想方式对这些力量进行再分配的空间，这些又意味着什么。无疑，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生物存在根据政治存在而得以反思。”生命受到权力—知识的积极干预，受到政治的干预，福柯称这种新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发生的现象为“生命政治”，它意味着，大量增加的政治技术开始包围身体、健康、饮食和居住方式以及整个存在空间。生命成为权力的支点。
这样，性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这或许是《性史》第一卷的根本出发点——性处于“身体”和“人口”的结合地带，它横跨生命权力的两条线索：它既属于身体领域，也属于生命领域；既属于对身体进行训练的权力对象，也属于对人口进行控制的权力对象。性既是通向身体生命的途径，也是通向生物生命的途径，它既是规训的标尺，也是调节的基础，性既成为个体的标志，也成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干预的主题。围绕着性，权力战术将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结合起来，而它的中心目的，正是对于生命的调控和管理。这种对生命的调控，实质上就是要更好地维护和肯定生命。权力就不是屠杀生命，而是使人活，提高生命的价值，是控制事故、缺陷、流行病，对于生命而言，生命—权力是肯定性的，它旨在消除疾病，建立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机构，总之，它要对生命负责。如果说，从19世纪起，“生命权力”的纪元开始了，生命进入一种政治战略中，社会也迈入了它的“现代性门槛”，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性成为权力的靶心。福柯将“性”的社会和“血”的社会作了对比。前者正是规训社会，是训练身体和控制人口的社会，是以生命作为权力和知识的干预对象的社会，是“性”被权力生产，性话语被权力刺激的社会；而“血”的社会呢？“血”的社会是君主社会，是暴力洒血的血腥社会。在此，血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死亡、战争、屠杀、酷刑，“权力通过血在讲话”，它是血淋淋的恐怖和镇压。福柯大胆断言，古典时期发明的，在19世纪被应用的新的权力手段（即生命权力）使我们的社会从血的象征进入到性的分析中。社会的变化以权力变化为先决条件。以血为中心对象的权力是消灭和镇压，以性为对象的权力是繁殖和传播。(www.xing528.com)
总之，到了19世纪，“权力占有了生命，承担了生命的责任，它通过身体的规训技术和人口的调节技术，完完全全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的全部”。但是，这个以促进生命为宗旨的生命权力，却一再引发了种族屠杀和战争，这怎样解释呢？“这个主要目标是使人活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人死呢？在围绕生命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死亡的权力、死亡的职能如何运转呢？”福柯指出，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其理由恰好是要保护自己人民的生命。“战争不再以保卫君王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全体人民生存的名义而进行。不同国家的人民被动员起来为生存而互相残杀……将一个国家的人民置于死地的权力同时也就是保证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安全的权力。战场上为了生存而杀人的原则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原则；但是，受到威胁的，不再是王权的合法地位，而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作为生物的存在。”这就是生命政治的逻辑。同样，种族屠杀也遵循这一逻辑，在一个国家内部，人口发生了种族上的错层，有些种族高级而强壮，有些种族低级而虚弱，为了防止低级人口对高级人口的损害，杀戮就发生了，而这恰好就是生命政治的逻辑：“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须死掉。”种族主义就这样在“我的生存”和“别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了联系。生命权力也就此转向了死亡权力。
（汪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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