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生成现象

“生成”论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思想观念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在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它甚至被认为具有后结构主义哲学的过程本体论的意义。可以说，德勒兹的全部思想与著作，都贯串着对becoming（生成）而非对being（存在）的强调。“生成”的概念或主题在德勒兹著作中一再凸现，是与他关于“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块茎”、“褶子”、“分裂分析”、“欲望机器”、“文学机器”、“游牧”、“无器官的身体”、“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逃逸线”等关键词密切联系的。它们反映了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和流变思维的特质。

德勒兹“生成论”美学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科尔布鲁克在《吉尔·德勒兹》（2002）中认为，整个西方思想史都建立在“存在与认同”（being and i-dentity）的基础上，而德勒兹则相反，他强调的是“差异与生成”（difference and be-coming）。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皆将差异与生成置于某种基础之上：或是语言结构，或是体验视点。而德勒兹后结构主义是反基要主义的，它拒斥以静态的差异结构作为认知世界的基点，关注的是结构的出现和动态生成。因此，德勒兹及其一代人强调差异和生成的哲学和文化概念，但又并不是把它们固化成为某种静态的、宏大叙事式的存在。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不仅是当时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运动，而且也是整个西方思想史。

首先，相对于古希腊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的传统而言，德勒兹“生成论”美学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对柏拉图主义及模仿论传统的颠覆。柏拉图以“理式”为本原，认为文学艺术只不过是模仿了比感觉印象更远一步的拟像而已（“影子”的“影子”）。1990年德勒兹谈到他的法文版著作《感觉的逻辑》（1971）的主要构想是颠覆柏拉图主义。当代语境中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对生成的肯定和后现代社会学先锋理论家波德里亚对“拟像”的阐发，皆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否定，即认为不再有某种源头或存在作为生成的基点，也没有需要经历的某种拟像过程。德勒兹拒斥了存在的基础，倡导“生成”流变，否定柏拉图所预设的基要主义“理式”观，对其原本/摹本、真实/虚假的二元“模仿论”加以解辖域化。这不仅仅是对becoming的评价高于对being评价的问题，而且是对柏拉图式的二元对立哲学观和等级制思想的消解，从而使得后结构主义美学的思想游牧成为可能，“千高原”或“褶子”式的多元分衍流变的“生成论”美学由此成为审视文学与文化的一种新的维度。

其次，德勒兹生成论的思想文化意义表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逻各斯思想传统的解构与活力论重构。德勒兹的著作不仅是反柏拉图主义的，也是反人本主义的，反启蒙的。德勒兹认为，我们错误地设想有一个真实的世界隐匿在生成之流背后，那是一个稳定的存在（being）世界。但是，实际上大千世界除了生成之流以外余无他物。一切“存在”皆不过是“生成生命”（becoming—life）之流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由此，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的人本主义和主体中心论被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视为妨碍生成思维的障碍，因为它们以人类或主体为生成的基础。德勒兹拒斥以人作为基本存在的观念，肯定大千世界各种“存在”都有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多元、动态的生成观。我们所感知的现实世界是由虚幻之流构成的。颜色是人将光线现实化的结果，音乐是人将声波现实化的结果，但是还有其他生物将光线和声波加以现实化的方式，例如人类眼中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在响尾蛇的眼中则是一幅红外线的单调图景；蝙蝠将声波视觉化，迥异于人类将声波听觉化的途径。雌雄蛾子之间、大海中鲸鱼、陆地上大象之间交流所发出的次声无法为人耳所接收，因为它们将声波现实化的途径或方式不同于人际交流。即使同样是人，色盲者、色弱者眼中的世界亦异于常人。因此，维度不同而“生成”殊异。人类的眼睛、大脑和心灵只对自身感兴趣的东西加以感知，把感觉的混沌世界缩减成为特定的“客体”，而自己成为观察这种客体的“主体”。德勒兹以“活力论”的多元视角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域解辖域化。而文学则被视为是这种自由解放的主要力量。

后结构主义哲学的“生成论”美学突出地体现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少数族文学”和“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的论析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1975）一书对此进行了集中论述。少数族文学是文化多元共生时代与双语或多语言生存状况相关的一种特殊现象。德勒兹与加塔利通过对卡夫卡的研究，对“少数族文学”进行了界说并提出了它的三大特征：语言文化的解辖域化；政治性（反精神分析）；集体价值。少数族文学不是用少数族语言写作的文学，而是在主流语言中建构出来的少数族性。“少数族文学”在使用主流语言的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的文学。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征都突出地体现在卡夫卡身上。卡夫卡身为犹太人，在布拉格写作，用主要语言德语来实现他作为陌生人的快乐的“逃逸线之旅”。在主流语言与文化框架内运作的所有批评话语和前存在的范畴与文类在卡夫卡这里失去了效用。

他们重新解读了卡夫卡文学中显而易见的“生成动物”的旨趣，强调具有差异哲学特征的“生成”观，阐发卡夫卡小说中“生成动物”的“逃逸线”及其喜剧性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生成动物” ——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人与动物的互为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是一个生成的问题，其中容纳了最大的差异。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没有表层现象，也没有深度模式，是反意义的。因此在文本阐释上要运用以关注裂隙、异质和嬗变为特征的后结构主义方法来加以把握。由此，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现代主义关于卡夫卡的传统看法和阅读方式提出了挑战，否定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卡夫卡作为俄狄浦斯叙事、孤寂、苦行、神秘、忧郁的作家、现代异化与焦虑的编年史记录者等形象。他们认为卡夫卡作品充满了社会与政治的意蕴，渗透了愉悦与幽默，揭示了“未来的恶魔式的权力”——奥匈帝国模式的法西斯、苏联和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权力。卡夫卡描写人变成动物，动物变成人。人在他的笔下变成大甲虫、变成猿猴、变成鼹鼠，可以变成任何东西，但却不是变成官僚、警察或法官等等权力机器。卡夫卡的小说中，充满着从俄狄浦斯权威的掌控中逃逸的描写，这是对宏大的权力机器进行拆解：无论是技术机器（《美国》），还是法律机器（《审判》），或是官僚机器（《城堡》），都是被拆解的对象。卡夫卡作为“少数族文学”的喜剧性代表作家，揭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与文化模式。(www.xing528.com)

德勒兹的哲学美学观念对女性主义理论一直具有强劲的影响力。德勒兹及加塔利把“生成女性”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甚至认为一切生成皆始于和经由生成女性，因为男性本质上是多数族的，是历史文化的主体，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德勒兹倡导否定男性-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多元论，其“生成女性”是针对着“作为存在的男性”（man-as-being）而提出的。但他也提醒我们：不能把女性视为男性的他者，因为这样会坠入“不同的存在”的逻辑陷阱。德勒兹强调的是“生成”而不是“存在”，是生成他者而非生成男性。因此这种“生成女性”的观念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过文学艺术，可以思考和表现超越女性禁忌的欲望，思考和表现生成女性和生成动物。从单一的“性”走向“千万个小小的性”。生成女性就是开放前个体的、反俄狄浦斯的、革命性的欲望。这是不再从男人或人类历史的故事中进行阐释的欲望。由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生成女性与文学创作冲动联系在一起。

德勒兹的“生成论”哲学美学在预设好的男/女、白人/非白人、成人/儿童、人类/非人类的范畴或分类之间开拓通道，提倡生成女性、生成黑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从而解构了社会文化符码的二元对立。生成论对当代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主体观也有重大影响。个体的身体不是单数而是复数，通过不同的行为和关系形成多元的主体身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是一种语境生成。因此，在后现代文艺学美学和当代性的语境中，德勒兹与加塔利“生成”论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一种重新思考的方式，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特殊的思路。

（麦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