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行动：权力的发挥

从柏拉图到基督教，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身体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屈辱卑微的贱斥史、血肉力量的沉默史。即便在最推崇身体美的古希腊时代，哲学意义上的身体也只能作为与意识相对的质料。在最极致的情况下（如柏拉图《蒂迈欧篇》），身体只能沦为等待灵魂/意识/精/神“穿透”的受体/物质/孔穴/母体/子宫。现代西方哲学中，真正让身体开始发出声音的，是尼采。对于尼采而言，权力意志就是力量充盈的身体本身。犹太-基督教传统扼杀了身体的酒神能量，使其成为满身罪责又惴惴不安的奴性躯体。尼采要做的，是打破否定身体的奴隶道德，拆卸加诸身体之上的重重枷锁，释放轻盈的生命力量。换言之，没有身体作为起点与旨归，权力意志就会成为同传统形而上学一样空洞的概念。

尼采对身体的褒扬在当代法国哲学中引发了巨大反响，尼采的法国信徒以各自方式让身体发出了呐喊。作为“后现代思想策源地”，作为“爱欲与死亡的大师”，巴塔耶在当代法国哲学脉络中最早地回应、弘扬了尼采的身体观。身体是“有界体系”的典型代表（因此政治哲学中才有层出不穷的身体比喻传统，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寓言到埃斯波西托的“免疫体”[ immunity]，不一而足、延绵不绝），身体象征着各自独立的界域，个人身体在现代社会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但在巴塔耶看来，这无疑是资产阶级世界营造出来的幻象，名曰“神圣”（the sacred）实为“奴性”（the servile）的“亵渎”（the profane）伦理，同资产阶级鼓吹的奴隶道德一脉相承。巴塔耶心中的现代资产阶级“习惯了自身的孤独与庸碌”，“代表了最卑微的人类”。这就是尼采口中的“末人”（the last man），现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世界引以为傲的“最后的人”。末人的身体腐朽衰颓却毫无自知，巴塔耶追求的，就是让身体的动物性冲破末人的枷锁，从根本上穿透身体之间的孤绝状态。他所向往的神圣，是界线消融、海天一色的“亲密”（intimacy），是身体与身体、物与我、生与死浑然一体的状态，是对个体主义身体观釜底抽薪式的颠覆，是从卑微小我向宇宙大化的返归。而实现这一返归的途径，则是耗费式的色情（不为繁衍的性爱行为）与死亡（纯粹耗费的人牲献祭），是所有慷慨挥霍、不求回报的无“用”行为。

有意思的是，对死亡的狂热追逐似乎让当代哲人与贬斥身体的古希腊人发生了共鸣，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假象而已：信奉灵魂优于肉体的古希腊哲人要“练习死亡”，以求实现抛却肉身后的纯粹精神；巴塔耶同样痴迷死亡，但他所追求的并非抛弃动物性，而是借由动物性的恣肆奔流突显宇宙能量的丰饶与充盈。死，就是超越个体身体的局限，慷慨地抛弃一切，同于大化、归于真实——泯然于能量洪流不分你我的“真实”。

巴塔耶的能量耗费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败絮其中的衰颓真相，构建了自由自主的真实王国。德勒兹则更进一步，将创造性的身体观推至极致。在他笔下，尼采的权力意志化身为奔腾流泻的欲望，他眼中的身体是一台台相互关联、相互较量的欲望机器：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不断遭到压抑、又不断因压抑而梦魇谵妄的无意识机器，而是不断流动、生成、同其他机器发生关联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反精神分析（anti-psychoanalysis）机器。不唯如此，身体不是独立运作的末人机器，而是永远处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生成过程中的创造性机器，没有内容只有运动、没有目的只有流溢、没有深度只有强度的身体机器。如今，“有机”身体与“无机”机器的界线已由“赛博格”（cyborg）击破，德勒兹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身体作为“有机体”的地位，用阿尔托的“无器官身体”来指代一具具逃离了社会辖域束缚的“部件堆积”。身体进入鲍德里亚意义上碎片化、恣仿化、“超性别”（transsexual）的“后纵欲”（post-orgy）时代，成为可以随意拼接、断开、解构、重构的无“用”之物。在这样的“碎形”（fractal）时代，如果还有所谓“我们”的话，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玩弄碎片，将其推至“无何有”的极境。

这种观点似乎非常类似于当代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却恰恰是巴特勒力图避免的“唯意志论”身体观。关于身体与权力的关系，巴特勒更肯定福柯的看法。如果说巴塔耶与德勒兹代表了尼采身体观的主动性、攻击性演绎方向，那么福柯就代表了演绎尼采身体观的另一个方向：尽管同样肯定权力的创造性作用，但福柯更侧重于身体受塑于权力的事实，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反抗可能。福柯也深受阿尔托“无器官身体”影响，但他的侧重点不在于追求“前再现”、“前辖域化”的“原初”身体，而是借此探究权力经由身体运作的模式：弥散而非集中、规训而非压抑的运作。对于福柯而言，身体不是权力控制的被动对象，而是权力施展作用的中介。或者毋宁说，身体既是权力控制的被动对象，又是权力继续施展作用的主动中介。换言之，权力必须经由身体的行动才能不断发挥作用。巴特勒抓住的就是这一点，发展了自己的性别批判理论，用语义暧昧的“操演”（the performative）来称呼权力的“施展”与“发挥”。在她看来，不存在不受话语、权力玷污的“原初”身体，身体不可能没有“内容”，因为它始终“身”处权力话语之中，而身体“既受决定、又可颠覆”的矛盾处境（决定源于权力规训，颠覆寓于自我技术）正是反抗与改造实践的起点与依据。身体是自我实践的起点，没有基础、没有范本的依托，权力必须经由身体才能发挥效用，所以自我关切与生存美学都可以成为改造、扭转、颠覆霸权的有力途径。(www.xing528.com)

可是，驯服也好，反抗也罢，这一切在福柯所谓“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历史背景下都变得无足轻重，生命权力（biopower）关注的对象不是规训权力驯服的身体个体，而是作为集群整体的“身体”：以数字、数据、量化指标体现出来的人口。换言之，在生命权力的注视与关怀下，社群身体的福祉无比重要，而个人身体则只能沦为一系列空洞的数字符码，极简高效又便于治理的有用信息。无论是身体的各类生物指标，还是身体拥有的意识、脾气、禀赋、审美等，都成了可以量化表征的数据，尽在算法与程序的“智能”掌控之下。身体成了海量数据库存中的一个个碎微分子，个人身体湮灭在群体数据的海洋之中。

从不值一提的质料，到历史、社会、文化塑造的产物，再到极力挣脱历史、社会、文化塑造的“逃逸体”，身体在西方思想中的旅程可谓极尽曲折。作为意识之外丰饶的充盈之物，作为巴塔耶意义上“被诅咒的部分”（the accursed share），身体注定享有悲剧性的命运：要么遭到贬斥与扼杀，成为精神/意识的“建构性外在”，要么主动燃烧、分解甚至爆炸，成为炫目而短暂的碎片。也许现在，我们可以借巴塔耶的口吻总结：对待身体的态度决定了个体与社会的样貌，身体以及穿梭来往于其上的各类“身体之重”（价值、教条、框架、自我技术等）亦因此成为衡量、评判社会思想的重要指标。

（何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