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死”是尼采的名言。尼采的话在19世纪末的欧洲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它是尼采哲学中流传最广泛的一句话。尽管整个西方思想史上不乏各种各样的无神论者，但从没有哪个无神论者对基督教的攻击像尼采“上帝之死”这句话产生了那么强烈的震撼力。“上帝之死”本来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上帝在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曾经死在世人的十字架上。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之死是上帝爱世人的象征，而上帝从十字架上的复活则是上帝战胜世间的罪恶的象征。因此，在基督教中，“上帝之死”是一部十字架上的死亡与救赎的宗教戏剧。但是，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完全不是在这个宗教戏剧的意义上讲的，他说“上帝之死”说的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已经死了。
尼采并没有说基督教的上帝不存在，而是说他已经死了，而且我们现代人是谋杀上帝的杀手。尼采在他的《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的第三部第125节中借着一个疯子之口喊出了“上帝死了”，这个疯子说，是“我们”杀死了他。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说：“查拉图斯特拉三十岁时离开了家乡和家乡的湖泊，来到山上。”查拉图斯特拉之所以离开家乡上山，是因为他被一个根本的问题所困扰：“上帝死了”之后，再没有了一个永恒意义或超验的目标，那么，人类将如何在虚无主义的尘世中生活？查拉图斯特拉下山时已经领悟了解决之道，这就是他的“超人”学说：“上帝死了”，那么，“超人”就应该作为尘世的意义而自我肯定。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四部“最丑陋的人”中尼采再次论述了“上帝之死”：最丑陋的人因为无法忍受上帝的存在而杀死上帝。那些最丑陋的人就是谋杀上帝并试图取代上帝的现代无神论者。尼采认为这些最丑陋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末人”（the last man）。由此看来，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断言，而是一种对欧洲处境的激进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所以，它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由于格言的效果，而是由于尼采哲学对整个西方现代性彻底的批判所致。“上帝之死”是尼采对欧洲虚无主义的判断。
尼采的话“上帝之死”首先要表述的就是基督教信仰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情况，“上帝之死”并不是说上帝不存在，也不是说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是说，上帝连同整个基督教的文化，连同整个西方对最高价值的规定，都已经不再被西方人所信仰和信任了。不仅仅是不再信仰上帝，而且是不再坚持传统的西方最高价值体系了。尼采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欧洲虚无主义”。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富有声势和色彩地表达了19世纪至20世纪这场西方全局性的变革的特征。在尼采看来，“上帝之死”是一个可以与基督教诞生同等重要的历史事件。自此以后的所有的严肃思想家都无法绕开这一重大事件进行思考：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面对“上帝之死”，克服自身虚无主义的历史处境。
“上帝之死”不是克尔凯郭尔所抨击的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自身腐败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整个西方文化危机的表征，是整个19世纪末西方文化转型的结果。整个“上帝”这一词语所支持的以及支撑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突然崩塌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体系、道德伦理观念都不再有效了，人们突然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失去了存在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源泉和标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的方式最深刻地表达了失去基督教信仰之后生存毫无意义的巨大的虚无感。“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意志就都是我的意志。”“一切都是可能的了”，这就是“自杀和杀人的充足理由！”这个世界剩下的就是纯粹的利益和权力，反抗上帝的群魔乱舞的暴力和宇宙主宰的空虚的人。可以说，尼采、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大思想家都表述了整个欧洲的“上帝之死”的时代信仰状况和精神状况。
海德格尔在《尼采》中说，尼采的话“上帝之死”中的“上帝”，指的是“哲学的上帝”，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概念的一部分。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既包括圣经中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个上帝概念，也包括作为本体论上最高的存在和最深的根据相统一性的上帝概念。后者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它指向一个超验的、超感性的世界，其一系列的名字是理念、善、最高存在、根据、理性、自因、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最高价值等等。按照这种解释，“上帝之死”就意味着：一、作为抽象的绝对精神和绝对价值的上帝理想形象的死亡；二、这些宏大概念及其所表达和塑造的世界和社会已经崩溃；三、形而上学的人造文化偶像的死亡；四、一个欧洲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没有根据，没有意义，没有真理，没有目的，没有道德的根基，没有超越。因此，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不再信仰上帝的宗教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上帝之死”的后果的“欧洲虚无主义”意味着欧洲旧的文化体系的转换，从此西方进入了一种“非基督教道德”的时代，一个彻底的政教分离的时代。这一西方现代性分化和剧变的过程之中，必然会发生价值、意义和本体论基础的危机，而基督教的信仰危机和失效只是这一现代性整体危机的一部分。因此，“上帝之死”并非一个浅薄的口号，“上帝之死”是对这一现代性危机最鲜明的表达。(www.xing528.com)
“上帝之死”是一场深刻的欧洲文明的变革，不仅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彻底失效，而且，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基督教人性论和基督教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彻底崩溃了。“上帝之死”问题在基督教内引起了神学、教会和基督徒信仰的三重危机，整个20世纪的基督教都处在尼采的“上帝之死”这一判定之下。德国人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就是回应“上帝之死”的时代精神状况的一个基督徒和基督教圣徒，他也是在神学问题、个人信仰和教会问题上最深刻、最诚实、最坚定地面对这一基督教有史以来最大困境的神学家，他提出了“匿名的基督徒”、“世界的成年”、“非宗教的基督教”等思想，对整个二战后的西方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受到朋霍费尔的影响，英美在50、60年代兴起了“上帝之死神学”（The Theol-ogy of God's Death），代表人物包括史密斯（Ronald Smith）、阿尔泰泽（Thomas Altizer）、瓦哈尼安（Gabriel Vahanian）、范布伦（Paul van Buren）、哈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罗宾逊（John Roninson）、考克斯（Harvey Cox）、鲁本斯坦（Richard Rubenstein）等，在德国60年代也有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云格尔（Eberhard Jüngel）、奥特（Heinrich Ott）和索勒（Dorothee Sölle）等回应朋霍费尔提出的神学问题，正视“上帝之死”的基本困境。
尼采以“上帝之死”所断言的“欧洲虚无主义”在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人们已经把“上帝之死”的时代状况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接受下来了。现在人们已不再有尼采当年面对虚无主义时代来临时的那种亢奋和悲情，当年“上帝之死”给西方人带来的那种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也已经平静。现在西方是一个“上帝之死”之后的时代。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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