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拜物”是马克思从黑格尔、亚当·斯密等哲学家处借用而来、在《资本论》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的一个概念。“商品拜物”原指原始部落对山川树石有灵的崇拜投射，后又指女巫所赐的护身符。它指的是宗教给物赋予超自然的力量，也指之后人们对物的崇拜。《资本论》的第一章指出，商品拜物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马克思首先根据费尔巴哈对宗教崇拜的解释区分了商品拜物与宗教崇拜的区别：
宗教崇拜是人们创造一种宗教，然后赋予其人自身没有的能力。而商品拜物是将商品的价值看作是它自身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属性，而不是人们劳动的体现。在商品拜物时，人和他的劳动通通不见了踪影，人们忘记了商品的价值体现的是人劳动的价值，而首先考虑的是商品自身的价值。演变到后来商品就等同于了价值本身。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商品拜物的阐释，我们必须认清商品的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产品不一定都是商品。商品的属性是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获得的，并非与生俱来的。这就是要认清的商品拜物的第一层虚幻。其二，产品的价值不由它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它的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来决定。同样，人的劳动也不是由他生产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大小来决定，而是由它的交换能力来决定。其三，人的劳动也因此变为一种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各种不同的劳动都可以拿到市场上来衡量，看它能换取多少物品。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这是商品拜物教给人们带来的又一层虚幻意识，它掩盖了商品是人生产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将具体的劳动变成了抽象的劳动，因而也把个体的人变成了抽象的“人”。在商品社会中，物具有控制人的力量，而人却往往缺乏控制物的力量。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的劳动所赋予的，如果人不赋予物以力量，物本身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但不幸的是在这里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被等同起来：一只苹果的价值和一位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是可以换算、交换的，这样人在物面前就失去了其重要的主体地位。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在商品拜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都产生了分离和异化，又由于商品拜物的虚幻色彩，许多由此导致的社会与个体的问题都被遮蔽了起来。
举例来说，在现代社会，我们时常会发现，对几乎所有物品，甚至是人的描述都要通过它/他/她的价格，而且似乎只有价格描述才说明问题。凡是人类能够掌控的东西都可以用它的交换价值来衡量，最后连人类自身的价值也只能以交换价值来衡量了。简言之，商品就是一件具有价格标签的物品，而拜物就是给物品赋予一种灵性——这灵性就像是物品的天然属性。两项加在一起就是给价格一种灵性，那价格就变成是商品天然的属性了。比如，我们赞美一只手表的不是它的走时准确，而是它高昂的价格；我们赞美海滩的不是它的美丽，而是它惊人的地价；我们急于送给孩子的不是他们的快乐，而是昂贵的学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商品拜物时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比喻：
他说只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是没有什么神奇可言的，但一旦当它变成了商品（如一张木头桌子），它就化身为神奇空幻之物了。它不仅可以双脚站立，而且在与其他商品的交换关系中它便会倒立而行，它的商品迷魅就会飞，会走，会倒立旋转，犹如神灵附身的神物。
在马克思之后，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卢卡奇对商品拜物的概念进行了发展，进一步提出了“物化”（reification）的概念。卢卡奇在他1932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在一个被商品拜物所主宰的时代，物化是生活的所有方面无法摆脱的共同命运。资本主义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精明和量化最精确的一种。它把人性的、流动的、渐进的、有机的和相互关联的一切都变成互不相关的“异化了的”客体、物件和无生命的原子。在这种环境里，时间丧失了它可变的、定性的和流动的性质，凝固成一个界限十分明确的量化连续体，里面装满了可以量化的“物”……卢卡奇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明细化”（articulation）好像是一张巨大的清单，物、人、时、地，尽入账中。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计算清楚，但被忽略或误解的恰恰是人或事物自身，如感情、激情和机遇等“非理性”因素。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和它的遮蔽性的揭示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与“单向人”的批判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商品拜物给予了诠释，而弗洛伊德却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人们对“物”的迷恋作了另一番不同的诠释。在他的《恋物》（“Fetishism”，1927）一文中，他指出“恋物”是小男孩面对母亲“被阉割”的身体时的心理转移机制：当小男孩看到母亲无阳具的身体时，他认为母亲的阳具是被人切除了的，所以他也由此产生了一种焦虑，担心自己的阳具也会有一天被人切除，于是他以恋物的形式来取代母亲缺失了的阳具，将被剥夺了的阳具由物的形式来代替。这个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那里得到了新的补充和发展。(www.xing528.com)
首先，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特别是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露西·伊丽格瑞那里，对“女性商品拜物”的研究成了商品拜物研究的又一个新维度。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不仅将她们颠覆和解构的目标锁定在父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上，更将资本主义与父权主义的勾结（其结合物为“父权资本主义”）设定为她们颠覆与解构的对象。伊丽格瑞等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女性本身就是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和马克思在分析产品如何变成商品一样，她也详细分析了女性是如何变为商品的过程：
女性首先要有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和从事家务及社会劳动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最为普通的“物质形式”，然后她们还要具备一个“价值的形式”，也就是从劳动力向价值的转换。这个转换必须在交换过程中完成，在与其他商品的评判高低中实现。换言之，女性作为商品的价值不在她物质形式的使用价值上，而在父权交易的价值积累承载了多少男性之间交换的需求和欲望上。同样也是由于商品拜物的虚幻性，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很多时候也就是男性对女性认识的复制，而她们却往往看不清自己转换为商品过程中的奥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些后殖民理论家也注意到了商品拜物这个现象，将其挪用、改造成了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与以上各种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后殖民理论家们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商品拜物的“殖民凝物”（colonial fetishism）这个层面。所谓“殖民凝物”是由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所提出的，它也源于弗洛伊德的“缺失”与“阉割”情结：殖民者（西方）在面对被殖民者（东方）时，并不是在客观地看一个真实、多样并在不断变化着的东方，它看到的是通过掺杂了自己欲望的凝视而看到的幻想中的东方。这就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所表述的要旨。弗洛伊德的“缺失”或“阉割”情结又被霍米·巴巴用在了他对殖民主义刻板化现象的分析中。他认为殖民者的身份是建立在对被殖民者的统治的基础上的，因此前者对后者“既固定又不固定”的刻板化描述就是一种殖民凝物的表现——即将对自我身份和主导地位不确定的焦虑投射到对被殖民者的迷恋上去。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物化”。这种殖民凝物的最好体现就是赛义德所分析的东方主义话语了，它将东方遥远、陌生的现实用已知的知识结构去框定和描述，使之既古老又新奇、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易于掌控。另一方面，被殖民者在殖民内置之后需要一种心理上的调适机制：他们在渴望成为白人却永远都无法实现这一终生最大愿望的时候，很明显是把白种人的肤色、种族特征和语言（以及附加在这些特征上的一切优越感）当作了弗氏意义上的缺失，在无法获得它们的情况下以恋物的方式将其转移、替代。这便是法侬所说的“白面具”。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时代之后，“商品拜物”的现象又引起了另一位法国后现代哲学家——让·波德里亚的注意。波德里亚特别研究了后现代社会媒体的商品拜物现象，并将这种现象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的分析结合起来，更加深刻地揭示当代信息传媒社会中文化商品化、符号化倾向所带来的遮蔽作用。拿电视这种媒体与人的关系来说，本是信息接受主体的人却逐渐变成了媒体的隶属品。这恐怕就是传媒的商品拜物最好的例子了。电视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阶级、不同品位的人都连接在传媒系统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都整合在同一频道、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之中。这样，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在电视机前全部消失了，私人空间的公有化和世界类象的家庭化进而导致了世界的一体化，同时也加剧了后现代社会中传媒、信息工业对人们心灵的异化。波德里亚不仅深刻地指出了传媒在肢解社会心理和个人心智的健全方面造成的严重威胁，还注意到了带有商品拜物教特征的商品广告的作用。他特别研究了通过广告出现的商品上笼罩的文化神秘色彩，发现商品及其广告的宣传对人的身份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在后现代社会里，人的身份、地位和贵贱不再像在封建社会那样仅仅由他的出身和地位所决定，而是由他/她使用的商品的品牌和价格来决定。一个开着凯迪拉克的人被人看作高人一等，这并不是因为车本身的实用性能所致，而是因为笼罩在车上的文化象征意义。这样，经过以上两个多世纪中不同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商品拜物教都已纷纷解密。这对于我们对今天商品社会的认识无疑是一双必不可少的“火眼金睛”。
（陆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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