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赛博格与文化研究

“cyber”（赛博）源于希腊语“kubernan”，意为“掌舵人”，后来衍化为“管理人的艺术”之意。1948年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基于该词创造出“Cybernetics” （控制论）一词。1960年，美国两位合作研究的航空科学家曼弗雷德·柯林尼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拉英（Nathan S. Kline）则将“cybernetic（控制）”和“organism”（有机体）两个词混合，首次提出赛博格（cyborg）一词，旨在探索通过安装辅助的控制装置，增强人类身体在外部空间的适应能力。对于他们而言，赛博格是能够在控制装置帮助下完成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20世纪中后期，随着医学、通信科学、生物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新技术的改造让人类身体实现越来越多与以往不同的可能性——人类身体不仅可以安装假肢、假牙、心脏起搏器等机械器官，而且人的大脑可以与电子设备连接，完成信息交互。例如，爱尔兰裔英国艺术家内尔·哈布森（Neil Harbisson）患有色盲症，因而在头上安装了装有数码相机的天线，识别出的颜色能够通过电脑声波传导出来。天线成为哈布森大脑/身体的一部分，他本人则成为首位政府承认的赛博格。

关于赛博格的思考没有停留在科学技术层面。1985年，美国女性主义科学家唐娜·哈拉维发表了标志性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1980's），从而使得“赛博格”概念跨越科学，在哲学、政治、文化等多种维度交叉展开。哈拉维对赛博格的界定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体，既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虚构的生物”。哈拉维的赛博格不仅是科学意义上能够与机器相互结合的新身体，而且是哲学意义上能够跨越一切界限的新主体，是在实践中能够超越种族、性别、阶级的新的政治力量，也是文化上想象与现实共同交织的新的书写。

作为新主体，赛博格跨越了人和动物之间的边界。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与动物就区分开来。人通过动物这个建构起来的他者建构起自身：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等。人与动物之间的二元划分使得人确立起自身的主体地位。可是，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使得人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动物研究为解释人类行为提供基础。现代医学将动物器官移植到人体之中。赛博格标志着对人和动物既有界定的挑战，代表着人与动物的紧密结合。同时，赛博格还跨越了人和机器之间的边界。机器与人或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分在于机器是人造的，是非自然的。机器是人创造出来的纯粹客体，必须接受人的指令运转。可是，现在人体也会安装机械肢体，或植入芯片，而机器也实现智能，能人机对话，还能在人机比赛中频频战胜人类。赛博格本身就是作为人和机器的混合体而出现。再有，赛博格跨越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边界。在量子学的微观物理世界中，物质变得模糊和不确定。现代机器中的微电子装置既无处不在，又隐而不见。与机器混杂的赛博格也具有了以上特性。总之，跨越了一切边界的赛博格最终摧毁的是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如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男性与女性、心灵与身体、西方与东方、白人与黑人等）的根基，并瓦解由此确立的人类中心、男性中心、意识中心、西方中心、白人中心等意识形态基础。

作为一种杂合体，赛博格开启了后性别政治时代。赛博格没有单一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性别，无须经过性的繁殖产生，这为超越性别身份和性别统治的政治提供可能性。在旧有的二元制下，女性和男性“自然”的性别差异成为男性统治的基础，因性别差异而带来的劳动分工为男权资本主义的剥削提供基础，性别和种族的差异也是白人男性殖民扩张的基础。20世纪晚期，在赛博格身上体现了因新技术影响而带来的超越种族、性别、阶级的可能性。通过现代通信科学和生物科学，新的赛博格身体可以分散重组，可以相互连接交合。在通信技术对赛博格身体的重构中，微电子集成电路将信息转化为一种编码。世界虽然由不同的边界划分，但是信息可以实现跨越边界的流动，实现普遍的转换。虽然信息的普遍转换依赖某种共同的语言和统一的计量基础，但是，信息本身的流动与转换不受任何权力的阻挡。同样，在现代生物技术对赛博格身体的重构中，赛博格生物体被转化为基因编码和解码，成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处理装置。生物学成为密码系统，生物技术成为书写技术。现代通信科学和生物学促使劳动向机器人技术和文字处理转化、性向遗传工程和生育技术转化、心智向人工智能和决策程序转化。新技术发展给整个世界带来如此结构性变化和流动，以往意识形态区分出来的各种边界变得模糊。

哈拉维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她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来表述这样的变化，以表明科学和技术是新的力量之源，可以促成社会关系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流动、联合与重组。从社会现实来看，新技术带来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在这场技术发展、资本流动和国际劳动分工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之前享有工作特权的白人男性。在新兴的计算机和电子工业中，第三世界妇女成为优先劳动力，办公室自动化的普及，使得工作具有女性化特征。哈拉维将这种新的经济称为“家庭工作经济”。在新的“家庭工作经济”中，男性和女性、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面临着同样的境况——裁员、无能为力、高技术机器控制。就集成电路的家庭工作经济中的联合而言，跨阶级、跨性别和跨种族的联合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赛博格的混杂团体，不是通过血缘的纽带联系，而是异质的联合。(www.xing528.com)

赛博格还是虚拟而现实的生物，是想象的神话。书写赛博格，创造语言，重新编码，从而颠覆西方文化起源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故事。在赛博格科幻小说（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安妮·麦克弗雷的《歌唱的船》、乔安娜·罗斯的《阴性男人》、萨缪尔·迪拉尼的《纳弗文》等）和影视作品（如《黑客帝国》、《机械姬》、《终结者》、《攻壳机动队》、《毒液》等）中，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生物、异质寄生体、机器肢体、芯片植入等比比皆是，人类、生命、身体、性别或身份等问题也通过书写得以呈现和反思。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赛博格的虚拟性和现实性更加突显。赛博格通过虚拟的网络与现实连接，人通过虚拟的网络进入赛博空间，在微博、脸书上书写真实而想象的文本，以虚拟又现实的方式存在和交流。

赛博格开启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后人类和后性别的时代。哈拉维在《宣言》中说：“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喀迈拉，是理论上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是赛博格。”

（邰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