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文化研究关键词

“权力—知识”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福柯的“权力—知识”的思想创造了一种解剖整个现代社会将身体政治化的“生命政治学”，这种生命政治学是对极权制度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的微观运行机制的分析，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政治的观察和理解的基本模式，在社会理论、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中都引起了研究范式的革命。

福柯自己认为，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方法标志着他思想的成熟。当然，这一思想并不是福柯思想的最后的话，福柯晚年对这一概念所导致的“泛权力论”的误解和危险有着非常清醒的反思，他试图以希腊生存美学的自我技术去反抗和克服这种无所不在的“泛权力论”。这是一个从不固守旧说的哲学家不断超越自我的尝试。

福柯的“权力—知识”的概念首先是指作用于人的身体的“规训权力”。这种直接控制身体的“微观权力”是一种生命权力。人的身体并不仅仅是人口学、生理学和医学的对象，而且也是政治领域的对象。权力关系对身体的使用不仅将其作为劳动力和生产力直接控制它，干预它，训练它，强制它，折磨它，而且，它也被权力关系经济地使用、精心地计算和全面地规训，将其驯服为一种有用的力量。在不动用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工具的情况下，在没有硝烟、恐怖和威吓的情况下，权力关系仍然可以有效地计算身体，控制它，构建它，驾驭它，征服它。正是这种对身体的微观权力支撑了大型的国家机器和各种社会机构。

福柯的权力知识概念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的微观权力机制。首先，施加于身体的微观的“生命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策略”。它所产生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策略、调度、计谋、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契约、主权或对领土的征服。总之，这是一种被行使的权力，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其次，这种微观的“生命权力”在实施时，其权力效应不仅在被统治者的位置上显示出来，而且有时还由其扩大和散播。正是在他们反抗权力的控制时，它对他们施加压力。权力关系并没有被限制和固定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而是以这种微观的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深层，在个体的身体和行动上复制出各种社会机构的形式。最后，这种微观的权力机制不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上，它们有无数冲撞的焦点，在每一个不确定的点上都有可能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这些“微观权力”的颠覆并不是摧毁国家机器式的毁灭，而是无数的局部的插曲，它对制约着它的整个权力网络产生影响。

这种作用于身体之上的微观权力之所以能够扩散和播撒，之所以能在每个个体的身上再生产出权力关系本身，就在于它征用了关于身体的知识，关于人的科学。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将“人的科学”（或人文科学）视为关于人的“半成熟的科学”，它塑造了“人”的形象。现在，福柯进一步将这些人的知识视为被权力关系的运作所征用的知识，它存在于权力对身体的作用之中，存在于对身体的统治、支配和利益之中。正是在生命权力的关系之中，权力制造了知识，权力鼓励了知识的产生，比如临床医学、刑法学、人口统计学等等，这样权力才在征用知识的同时生产了知识。如果不通过建构一种知识和话语体系，权力关系就不可能以微观的形式运作和播撒；如果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知识也不会在一定的空间中建构起自身。

福柯的“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打破了传统的与知识和真理无关的物质性的权力观，以及与权力无关的中立化的知识观。在分析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和权力微观物理学的问题域中，我们必须抛弃暴力—意识形态的对立、所有权观念、契约的观念以及征服等权力观念；同时，我们也必须彻底抛弃“有利害关系”和“无利害关系”的对立、认识论和主体性的知识观念。从尼采的哲学出发，福柯将康德的主体性视为权力的效果，将认识主体及其知识体系视为权力—知识关系所产生的历史结果和效应。并不存在一个外在于权力关系并有助于反抗权力的理性主体及其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塑造了各种作为主体的人，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性的领域。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空间，或者像在《疯狂与文明》中所保留的沉默的神秘的领域，一切都是权力—知识关系所制造的效应和效果。(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在福柯那里，“权力—知识”概念是与直接针对个体身体的“生命权力”无法分开的。只有从人的身体或肉体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看到国家机器运作的微观机制，看到整个社会完美运作的微观机制。我们的身体在这个社会中是一个“政治的肉体”，它被权力—知识作为一系列的物质因素和技术组装成微观权力机制中的一个部件，或者是作为武器，或者是作为中转站，或者是作为载体，或者是作为路径，总之，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肉体被权力—知识关系变成了认识的对象和被驯服的对象，变成了被规训和被惩罚的客体，同时也是驯良的主体。

就像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所做的分析一样，福柯不再将灵魂视为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残余，视为自由意志，而是视为权力—知识关系在人的肉身上产生出来的各种现实性的效果或效应。正是权力—知识关系施加在被惩罚和被规训者的肉身之上，才产生了被监视、训练和矫正的人，疯人，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没有休闲时间的人，产生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灵魂。现代社会中的灵魂不再是基督教的灵魂，被原罪所困扰被圣灵所救赎的灵魂，而是被现代权力—知识关系所塑造的灵魂，被各种心理、主体、人格、意识等现代概念所建构出来的灵魂，被权力—知识关系所划分并强化的灵魂。这种灵魂当然不是一个实体，但是，它却更为现实，因为它表现为被权力规训和惩罚的肉身的某种效应，某种机制。正是基于现代的“人的科学”和现代的各种灵魂的概念，权力关系才生产了各种知识体系，反过来，各种知识又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对于福柯来说，现代社会的“灵魂”不过是权力—知识的微观机制的效应和工具。那些被教育专家、心理学家或精神病专家所掌握的“灵魂”的技术实质上无外乎支配个体肉体的权力技术。因此，“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

由此，我们会理解，福柯晚年试图探索一种新型的灵魂，一种新型的灵魂的技艺，那就是他称之为“生存美学”的自我的解释学和自我的技艺。福柯在古希腊人那里发现这些异教徒对身体有着一种迥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权力—知识关系的对待方式，他们把身体的快感视为可以节制地享用的对象，视为对自我与自我关系的呵护，视为一种自由的生命艺术。在这里不再有对身体的监视、规训和惩罚，也不再有对欲望的忏悔和消灭、对肉身的控制和训练、对灵魂的规范和强制。福柯晚年像尼采和海德格尔一样，诉诸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来克服现代社会所制造的现代主体性的权力—知识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对现代性的分析，福柯的权力—知识关系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微观机制的方法；但是，作为对现代性的批判，权力—知识概念并不是福柯最后的哲学思想。从福柯思想的开端就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对现代社会的权力—知识关系的批判，只是到了福柯晚年，隐藏在福柯一生的著作中那种批判的前提才借助对希腊人性观念的考古发掘的形式清晰地展示出来。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权力—知识”的概念视为福柯最终的哲学思想，没有与福柯一道思考，未经检验就将这一概念当作万能钥匙来随意使用。在福柯的整个哲学中，权力—知识的确是他非常重要的概念，但绝不是他思想最后的总结。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