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就其原本的意图，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因此启蒙是一种自由与解放运动。
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主人意识也牢固建立起来，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与世界的关系模式。一旦如此，自然再也不是人类敬畏和服从的对象，而是成为人类的材料和资源，两者的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原先人对自然的膜拜与模仿变成了后来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开发，与此相对应，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领域也不再停留在宗教或任何形而上学的参悟层面，而是进入实践领域，目的则是工具和功利性质的。
当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牢固建立起来时，启蒙便走向了与原初承诺相反的道路，它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一种唯我独尊的同一性范式和大一统的独裁方式，因此，它从对理性的追求开始，却最终走向了非理性和新的蒙昧，其最极端的表现是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在对待犹太人和任何不入主流的他者人群问题上，它走向了新的、由于与技术结合而更加令人发指的野蛮与暴虐。于是，一个“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所谓“启蒙辩证法”，就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走向反题的揭批。那么启蒙何以最终变成一种新的神话与蒙昧？究其原因就在于，启蒙在粉碎神话的过程中，却汲取了神话的所有因素，即它也始于对自然的恐惧，并将对恐惧的表达变成了解释。而解释总是在与已知事物的关系中确定未知，在神话中是从泛灵论的角度解释世界的超验性，在启蒙理性中，则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解释世界的规律性。无论哪种解释，都已经是以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或概念与事物的分离为基础，但是却都认为解释与对象同一。在这点上，两者都建立在神人同形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人的绝对话语权力的基础上。
但启蒙却指责以上只是神话的基础，实际上在这点上，启蒙有过之而无不及。启蒙的谜底正是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无论它所面对的是什么，它只承认在其思维范式的整体中可被理解的事物的存在价值，它的理想就是以此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按照培根的理想，建立普遍性的秩序，在第一原理和观察命题之间提供逻辑联系。这个第一原理就是科学理性，以数字、有用为原则，把历史简化为事实，把事物简化为物质，把整个世界纳入一套公式，把一切关系简化为各种等式，以便符合等价交换原则支配下的现代社会，因为这样一个社会的机制正是“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量的方式，而使之具有了可比性”。这原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只是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但是启蒙把它绝对化了，任何不能还原为数字的、无用的东西一概被它称之为幻象、虚构，启蒙要用这种模式摧毁多元与异质，启蒙理性使得人将自身替代了上帝，两者的近似之处体现在对生存的主权中，体现在君主的正言厉色中，也体现在命令中。人类为这种权力的膨胀付出的代价就是理性的异化，使得原本以自由、解放为己任的启蒙却如独裁者对待人一样对待万物，使万物“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使“事物的本质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
与这种极端同一性相辅相成的，就是抽象。如果说在巫术试图影响世界的意识中，被宰杀的牺牲物还被赋予不同特征，使之在特定的场合还不可被替代，那是因为巫术毕竟还敬畏神灵，因此为不同的神献上不同的祭物。但是“科学预设了这一情形的终结。科学中不再具有特定的替代物……神也销声匿迹了。替代物变成了普遍的可替换性”，任何东西都不过是实验室中的物质样本，每个物质都被划入同类物质中，没有个性可言。如果说巫术使事物有灵，科学则把灵魂物化。
这在《启蒙辩证法》的作者看来是比巫术更巫术化的对待世界的模式，巫师在试图把控世界而招魂乞灵时，还并没有以自然的统一性或主体的同一性为前提，而是呼唤不同的神灵祛除不同的魔鬼，他也没有把自己看作绝对真理即绝对权力的化身，他装神弄鬼只是为了吓走或安抚鬼魂，后者被认为更加强大。相比之下，启蒙理性则正相反，它使自己成为无限权力的化身，绝对以“我”来统括“他者”，同一性成了启蒙的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所不同的只是，原则替代了神话英雄，而启蒙原则又都被罩上了规律的光环或逻辑的严密性，所以比神话更无法抗拒，更具绝对权威性。(www.xing528.com)
用同一性和抽象对待事物，使事物更简单而易于掌控，并可最终被归类为更加简单的二元对立，即相对于主体的客体和相对于理性的偶然，前者通过不断将自己抽离于后者而建立起绝对的权威性，于是，巫术“彻底统治世界”的愿望最终在成熟的科学中得以实现，父权制太阳神话的理想最终在启蒙理性中找到了世俗的版本。
一旦如此，世界变成了可以再现的东西，即从既定的模式和原则来言说世界，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把多样性的世界变成了抽象的种类，同时，事实变得如同虚设，一切按主体性来操作，最后的结果是，不同的事物在被同化的同时，它的“代价就是不能与自身认同”，因为事物实际上在权力者的主观强制中受到扭曲。当这样的强制性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通过消灭个性和内在价值，一概按量化和实用原则用在工人身上，特别是当这种模式以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被法西斯主义用来灭绝“异类”的犹太人时，他们取得了“强制性平等的胜利，他们把正义的平等发展为平等的非正义”。但是，他们也倒退回了野蛮，正如《启蒙辩证法》的作者所指出的：“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自然的束缚中。”由于技术理性而获得了自由和权力的人们最终成了“群氓”。黑格尔称这是启蒙的结果。
启蒙使世界被彻底解魅，自然完全变成了客体，神话时代的人类接近自然的方式还是匍匐于自然脚下，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把控的，所以为了自我持存，他们采取的是顺从和模仿。而启蒙时代的人类，从培根开始，就以实验科学的态度接近自然，他们探索自然，从中获取知识，借助知识，他们渐渐揭开了自然神秘的面纱，找到可被把握的规律，通过在探索中顺从这些规律，他们得以在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从而愈来愈能够驾驭自然，为自己谋取福利。随着这个过程日益深入与扩大，知识越来越变成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有了知识的人类感到自己终于可以走出束缚了，因此可以在将自然为我所用的道路上为所欲为了。
于是，这种力量转换成了权力，权力意志实际上也是启蒙与神话同源的因素，正如《启蒙辩证法》的作者所指出的，尽管启蒙彻底清算了神话，甚至将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家族都用逻各斯加以重新界说，把它们抽象成为代表不同存在的形式，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启蒙却继承了神话系谱中的等级观念，只是把宙斯那至高无上的地位赋予了人类。此外，尽管启蒙拒绝任何形而上学，然而却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发现了一种古老的力量，即要求对真理顶礼膜拜，而启蒙理性的真理就是它本身，它把自己变成了一种绝对的东西来统括世界，要求绝对的同一、服从，任何异质的因素都会由于在这个大一统的体系中找不到自己的坐标点而没有生存的可能。由此，启蒙不仅“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更是“带有极权主义性质”。
（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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