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启蒙学说

启蒙意味着告别蒙昧，走向开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启蒙指的是在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知识运动。造成这场运动的原因有很多，但总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欧洲宗教改革以及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兴起等构成了这场运动的基础。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欧洲的中世纪是个黑暗的时代，基督教的知识大厦与政治大厦主宰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人们盲目崇拜上帝、迷信权威。实际上，中世纪的哲学家尊重他们的前辈，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的方法。比如说，如果有关大自然的新发现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相悖，那么他们通常会认为这一发现本身是错误的。启蒙运动所要做的，就是推翻旧有的权威，尤其是王位与神坛。事实上，西欧知识分子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在努力摆脱中世纪的权威和教条主义，启蒙可以理解为这一运动的高潮。

众所周知，欧洲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许多古典文化，并复兴了人作为一种有创造力的存在的概念。这种人本主义颠覆了基督教对人的传统看法。而宗教改革则更长远地挑战了罗马天主教的坚如磐石般的权威。对于路德，对于培根，对于笛卡尔等人而言，通往真理的道路，在于人类理性的应用。曾经被人广泛接受的权威，如科学研究中的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精神事务方面的教会威权等等，都遭到自由思想的深刻质疑。事实上，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将自己视为大无畏的文化先锋。他们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统治的传统，从而走向自由、进步和幸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启蒙并不鼓励无政府状态或永远革命。就是说，启蒙并非要颠覆一切权威，而只是想树立一个新的权威，以取代旧的权威。这一新的权威，就是理性。

理性的核心地位体现在启蒙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科学与数学中，理性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成就。事实上，归纳与演绎的逻辑使得一种全新的宇宙学成为可能。特别是在牛顿成功地发现一些数学等式统辖着天体的运动法则之后，人们开始相信，宇宙只不过是一个由一些简单的、人类能够理解的法则所支配的机制。这种韦伯称之为“祛魅”的观念对基督教核心观念即人格化上帝和个人救赎等概念造成了颠覆性的效果，直接导致了自然神论的兴起。这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神学理论。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就抛弃了它，不再支配生命，不再向自然现象施加影响力，也不再给予超凡的启示；人事万物都受法则的控制，连国王的权力都是由这一法则所赋予的。因此，这种神学所信奉的不再是传统的人格神，而是一种类似于建筑师或机械师的上帝。虽然它从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崇拜或运动，却在整整两个世纪里一直与基督教相冲突，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

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一个合理性的、有秩序的、可知的宇宙，并据此对知识与国家进行了合理性的、有序的组织。比如，英国哲学家洛克将人类头脑看作生来就像一块白板，感官经验在其上自由地、大胆地书写，根据对世界的个体经验而产生个别的性格。因此，传统基督教所相信的诸如原罪的说法，就失去了合法化根据。霍布斯走得更远。在他的描述之下，人只受自身的快乐与痛苦所驱使，人非善非恶、只关注自身的生存和快乐的最大化。这种观念导致了激进的政治理论。国家曾经被看作永恒秩序的地球上的近似，人之城按上帝之城而建造，可是如今国家却被看作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利的安排，目的在于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我利益。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体的自由，并视之为由大自然和自然之神所赋予的基本人权。因此，启蒙运动高扬自由、平等和合理性的大旗。这些信念至今依然被看作大多数政治哲学的基础。

显然，启蒙的核心就在于对理性的运用和颂扬。启蒙知识分子坚信，人类借助理性能够理解宇宙，提升自己的自由与幸福。对此康德有着明确的说明：“启蒙就是指人类摆脱其自己招致的受监护状态。受监护状态就是人在没有来自他人的指导下没有能力来运用他的知性。这一状态是自己招致的，因为它的根源不在于理性的缺乏，而在于缺乏决心与勇气在没有来自他人的指导下来运用理性。‘鼓起勇气，运用你本人的理性！’——这是启蒙的箴言。”因此，在传统理论中，启蒙就是一种解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性得以不断展开，朝着道德的自决而大步向前。事实上，启蒙运动将理性奉为至高无上的判断力以及获得知识的工具。理性维持着挑战神话、揭穿迷信、消除无知等的许诺。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对自然法则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能够使人类控制自然，而且也会产生永恒的、普遍的道德基础。就是说，合理性秩序的建立最终能够实现正义、自由以及全人类的幸福。这不仅仅是康德的观点。黑格尔也强烈相信理性之无法阻挡的进程，以及相伴而来的主体对自由的意识的发展。因此，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说法概括了启蒙的最根本的理念：即合理性越强就越好。

然而，启蒙对理性的强烈推崇，引起了后人的许许多多纷争。当启蒙还正在开花结果阶段的时候，康德就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只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而不是“启蒙了的时代”。就是说，在当时，启蒙的道德要求和政治要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康德对他所处的时代的评价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尚且只是一个启蒙时代，而非已经启蒙的时代。事实上，我们的时代面临着一种康德未曾料到的挑战：(www.xing528.com)

后现代的挑战。它试图推翻理性本身的权威。在文学世界和学术世界的许多地方，道德是否真的被理性所统辖，一直都受到怀疑，如果不是直接的讽刺的话。后现代思想家宣称，理性是一种建构，权利是一种发明，自然是一种虚构，而真理其实是幻象。不过，对启蒙的激烈批判并非仅仅出现在以尼采为历史先导，以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阵营中。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同样也有对启蒙的进步观表示强烈怀疑的思想家，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一书的作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于他们来说，启蒙过程乃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从神话到理性的这么一种普遍的、明确的前进运动。历史证明，现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随着启蒙的盲目发展，理性化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丧失了应有的批判能力及其幸福承诺，从而导致人性倒退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中。

并非所有的思想家都承认启蒙的失败。实际上，当代高扬启蒙旗帜的，恰恰就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弟子，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哈贝马斯。对于他来说，激进地将启蒙视为宰制而进行批判，其主要后果就是，理性概念变得模糊了，而这威胁着要摧毁西方文化本身的合理性遗产。他抱怨说，针对理性和启蒙的总体化批判使得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启蒙辩证法》的作者们无法公正地对待现代性的合理性内涵。事实上，理性的发展自有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即他所谓的交往合理性。诚然，哈贝马斯承认，理性的发展有着走向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危险倾向。然而，他始终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拯救启蒙之值得肯定的成果，以完成现代性未竟的事业。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这种做法远比将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潜能彻底抛在身后的解决方案要好得多。他认为后者在哲学上是不负责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或是倒退的。

不过，论争双方也许并非像表面上那样尖锐对立。事实上，正如许多理论家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和理性所持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恰恰就是启蒙的精神。不过与坚持理性权威的启蒙思想家所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者颠覆了权威本身。他们与以哈贝马斯为首的现代主义者的不同，在于后者坚持认为理性（尤其是交往理性）的发展最终必定能够带来进步，而前者则认为，启蒙和理性具有辩证的两面，它们的逻辑发展未必就一定是进步。正如阿多诺所做的那样，后现代主义者所做的，或许应该说是对启蒙的再启蒙。

（凌海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