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批判理论

1931年1月霍克海默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作了一个题为“社会哲学的当前局势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出要将哲学与经验性的社会研究结合在一起。在他随后几年的论著中，尤其是在《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一文中，霍克海默对这一理论架构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一架构后来被称为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将霍克海默所指定的这个完整的知识纲领称为“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纲领。哈贝马斯认为，这一纲领在1937年之后开始变得模糊，因为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及其更为悲观的理性观对霍克海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使得后者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原初想法，最后在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彻底告别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路数。哈贝马斯对此感到相当惋惜。他认为，霍克海默的理论纲领值得重新激活，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重构批判理论，以适应别的社会科学学科所取得的新的成就。他相信他本人自1970年代以来的工作，实际上延续了霍克海默所开启的这一批判理论的血脉。

批判理论的批判一词，来自康德。在康德那里，批判意味着关注理性与知识的条件与局限。而在黑格尔那里，批判则意味着对精神的反思。到了马克思，批判则转而关注特定的历史形式，即资本主义和交换过程。所有这些，都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发展。但是最重要的，自然是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因为对于霍克海默来说，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必须以唯物主义为根基和参照点。当然他心目中的唯物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但霍克海默同时也坚信，要想使唯物主义发展诊断当前社会潮流的能力，就必须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运用，也必须克服各个专门化的学科所造成的碎片化现象。他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种新型的跨学科研究，其中“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联手……以最精当的科学方法来求索有着远大图景的哲学问题，并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重新规划和推进这些问题，设计出崭新的问题，但同时又不会对更广泛的语境视若无睹”。因此哈贝马斯将霍克海默设想的批判理论称为“跨学科的唯物主义”，是非常有道理的。霍克海默所宣告的将经验研究与理论反思整合在一起的纲领，构成了社会研究所从1930年到1937年间的工作的特征。

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批判理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这一点深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批判所影响。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的目标，是要测定、评判“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相互矛盾的程度”。而实现这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内在批评。所谓内在批评，就是要将历史语境中的存在物和“该存在物的概念性原则的主张”对立起来，加以比照，以图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悖谬关系，并据此展开批评。具体而言，霍克海默认为，资产阶级秩序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视“正义、平等和自由”这些伟大的普遍理想为其政治和道德哲学的核心。它宣称要通过创造一种服务于自由、公正的交换的社会状况来将上述普遍理想付诸实践。然而在霍克海默看来，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原则在它自己的实践中被否定了。实际上，这个鼓吹“自我本位的个体利益与社会进步”之间能够和谐共处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掩盖了这么一种事实，即人民大众通过自己的劳作“创造了一个日益奴役他们、威胁他们的现实”。因此，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反思与批判，仔细调查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它应该从研究对象的概念性原则和标准出发，然后以这些原则和标准来重新审视和评判这个对象。这样，研究者就能够重新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掩藏的种种矛盾与可能性，从而将社会本身的表现与使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全盘暴露出来。这种研究路数，就是内在批评。内在批评的方法也得到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强调和大力推广。此外，他们也都认为，通过发展内在批评的方法，他们发展了马克思的方法的核心部分。

批判理论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跨学科的系统研究的重要性的强调。这也是批判理论最为人熟知的特点。霍克海默整个30年代所写的著作都坚持认为，批判理论必须与最发达的“传统”理论保持一致，虽然传统理论在他那里具有贬义的意味——因为他认为，传统理论将社会现象看作是具有不变的、永恒的本质属性，因此实际上是毫无批判性地维护了社会现状。在霍克海默看来，各门具体的经验科学的局限与片面性必须得到超越和克服，但批判理论并不能将这些通过系统研究而获得的成就悉数拒绝，相反，应该在这些概念和判断所指涉的总体语境之中对它们进行重构与再造。具体的经验科学所发展的一切相关的概念、定义和命题，都是理解社会历史事件所必要的材料。但是在进行理论重构的时候，局部性的成果将被整合起来，在更广泛的概念架构和理论架构中获得新的意义。这种跨学科性的研究路数，的确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大特色。事实上，在社会研究所的早期阶段中，它的组织结构本身就和这一理论架构有着相当高的同质性：它的成员就是由众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音乐学家、精神分析家、政治科学家、法律专家、文化批评家与文学批评家、政治经济学家等构成的。(www.xing528.com)

然而，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批判理论纲领，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全部。事实上，在霍克海默于1931年的就职演说中倡导跨学科的唯物主义之后不久，阿多诺就在他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实性”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图景。这一图景与霍克海默的规划最为根本的不同，在于阿多诺对西方理性的概念结构（他称之为“同一性哲学”）所持的激烈批判态度。霍克海默坚信西方哲学传统中发展的理性概念的规范潜能，而在阿多诺看来，这一潜能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因此他实际上对哲学反思与社会研究之间的学科间合作丝毫不感兴趣。对于阿多诺来说，并不存在什么一般性的、肯定性的解决方案，人们不应该对社会科学的内部改良抱什么希望。因此，阿多诺版本的批判理论最后走向了美学与文化批评。由于霍克海默本人深受阿多诺的影响，以及他的学术创作的相对减少，批判理论逐渐走向阿多诺所设定的轨道。事实上霍克海默在战争结束回到德国之后，他本人就基本否定了自己的早期作品，也否定了社会研究所早期所作的跨学科研究。事实上，据哈贝马斯本人的回忆，在二战之后重新回到德国的社会研究所里后，30年代所出版的学术刊物和论著被霍克海默堆到一个地下室里，连门都被用钉子钉死了。

然而到了70年代初，随着哈贝马斯的崛起，批判理论逐渐偏离了阿多诺的航向。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悲观的理性观相当不满，他拒绝了后者的美学倾向，提出要为批判理论重新定位。从1971年到1983年，哈贝马斯在普朗克研究所（the Starnberg Max Planck Institute）开展了自己的重建规划，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将哲学的洞见与经验性社会研究的成果重新综合起来。虽然很难说哈贝马斯在普朗克研究所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否可以与霍克海默领导下的社会研究所的成就相比，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哈贝马斯的这项工程并非是阿多诺色彩的批判理论工作的延续，而是霍克海默的跨学科唯物主义的重新启动。事实上，《交往行为理论》一书就充分体现了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当初的规划之间的至少是精神上的强烈的亲缘关系。在该书中，哈贝马斯与阿多诺划清了界线，将自己归置到霍克海默所规划的传统之中。在当代，阿多诺式的批判理论更多地是体现在后结构主义阵营的工作中。哈贝马斯本人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就将阿多诺列入这一阵营并对之展开激烈的批判。这颇有讽刺意味。因为当年哈贝马斯试图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一书来申请教职的时候，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的是霍克海默而不是阿多诺。事实上，阿多诺还主动推荐他到马堡大学去求职，并为他作了诸多的联系。

（凌海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