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奥秘：探索女性文化

“女性奥秘论”一词出自美国妇女解放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63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作为引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经典文献之一，《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一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重新定义两性角色的催化剂，至今被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该书因揭露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气质的负面影响，也被喻为《第二性》的实用版。该书的成因值得一提。弗里丹于1957年对她的同学们，即200名无业的、1942届史密斯学院毕业生做了问卷调查。问卷暴露的问题是她们所受的教育并不适合她们后来努力去适应的角色。这个问题的普遍性驱使弗里丹认真审视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生活。她们身处文化孤立状态，没有事业，是没有工资收入的家庭主妇和消费者，在家庭社会中被磨耗的女性，精神困顿。为什么女性通过婚姻和孩子缩小她们的社会圈子？带着这个问题，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剖析女性面临的窘境和无法言说的挫折感。该书一出即火，半年内再版六次，反映了当时美国女性受压抑程度之深，也证明弗里丹暴露的问题之尖锐性。

弗里丹用“女性奥秘论”一词来形容她所说的“没有名字的问题”，一种由于女性接受社会指定的角色，即要在智力上、经济上和感情上依靠丈夫而令她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普遍性症状。弗里丹指出，父权制社会通过女性同男性的关系来定义女性，她们是“妻子、性对象、母亲和主妇”，而不是具有独立社会地位和价值的人。在“女性奥秘论”笼罩下，社会对女性设立的人生标准是“女人的最大价值和承担的唯一任务是实现和完善自身的女性气质”。用弗里丹的话说，“女性奥秘论”同时在为女性灌输以下的观点：“过去女人所有麻烦的根源，也是她们所犯的错误，是嫉妒男人，努力想成为同男人一样的人，而不是接受自己的天性，即女人只能在性被动、受男人主宰和培育母爱中找到完成感。”女性奥秘论有很强的渗透力，不管是妇女杂志，电影，电视广告，还是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教材，都在传播这个观点。对女性来说，它的具体体现就是“结婚，生四个孩子，在郊区有所好房子”。

弗里丹认为“女性奥秘论”歪曲了女性所拥有的价值观，是“对女性活力和视界的限制”，将女性困在家中，阻止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并融入社会主流之中。在战后的15年间，这种思想意识主宰着女性，郊区的宅子成了美国女性“舒适的集中营”。弗里丹通过分析证明，弗洛伊德学说为女性奥秘论的蔓延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战之后令人压抑的冷战状态以及战后生育高峰是营造女性奥秘论的背景。她采集的大量采访和数据证明，媒体参与打击女性的社会理想和对成就的向往。女性杂志同战后的政治宣传结盟。杂志和文化是渠道，本身并不是女性受压迫现状的元凶，但是它们为父权制服务。弗里丹指出，就女性奥秘论的历史影响来看，这是在逆转历史，是人类进步贬值的明证。她提出的对策是女性应该冲破女性奥秘论的束缚，要求自己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参与主流社会的活动，享有平等地位来施展抱负。她主张女性争取更高一级的教育机会，提高觉悟并工作，从而摆脱女性奥秘论的影响。弗里丹同时认为，反对女性奥秘论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女性气质包含的一些特点，也不是强调一个性别要激进地反对另一个性别来声张自己的权利。“反对女性奥秘论，就是渴望停止不健康地束缚在这种症状之中，通过将人生的所有角色融为一体来找到自我实现之路。”

《女性的奥秘》见证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时刻。有评论家将它称为意识形态批评。弗里丹是基于以下理论前提来提出对策的，即个人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个人的社会历史是进化的和前进的。这一认识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将影响个人发展的社会因素等纳入考虑范畴。不仅如此，她所提倡的以教育为出路的对策也没有注意到种族和权力的重要性。

在弗里丹之前，已有女性主义者探讨过社会对女性的社会化现象和女性自身定位的问题。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所描述的“家庭天使”是女性气质社会化的产物。伍尔夫认为，父权制对女性的性别期待经过社会化已为女性所内化，成了女性生存的必备知识：“要有同情心，温柔些，恭维；欺骗，用女性所有的技巧和诡计。别让人发现你有主见。最重要的是，要纯洁。”她提倡的做法是“杀死家庭天使”，也就是说摆脱社会化的影响，鼓励解构男性女性气质，倡导双性同体说。(www.xing528.com)

继伍尔夫，尤其是1970年之后，女性主义者们因关注点的变化，对女性奥秘论的影响和对策提出不同看法。性政治作为对付女性奥秘论的策略应运而生。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的再版序言中评价性政治在当时的作用时写道，这是“当女性完全依附于男性，不得不面对贬低行为时，积蓄已久的怒气的大爆发”。以此为契机，女性主义者们开始通过暴露女性奥秘论的影响和提高觉悟来改变现实。最早受到攻击的是外表塑造身份的这一说法。女性主义者揭露媒体中女性气质的文化定义是误区，认为媒体中的女性往往表征着性角色的模式化。米利特剖析女性气质，认为该词隐含解剖即命运的意思。她将矛头对准性压迫的源头，即父权制本身，倡导女性群体同其他群体，如黑人的结盟，来破除女性奥秘论影响。菲利斯·切尔斯勒在《女性和疯狂》（1972）一书中证明，女性之所以想达到女性气质的要求，是为了面对失败、牺牲和严重的心理疾病。因此她主张女性应摆脱角色的模式化。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气质总是同二元对立的词汇中处于劣势、无力的词相联系，因此解构二元对立是解除女性气质束缚和瓦解女性奥秘论的关键。

就历史影响来说，“女性奥秘论”一词引发了一场革命。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对女性奥秘论的揭露和影响的不断剖析，女性奥秘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了有效的抑制，美国女性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没有人比弗里丹认识得更清楚。她先后于1973、1983和1997年为《女性的奥秘》一书再版撰写序言，对每个阶段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予以总结。在1997年的再版序言中，弗里丹表示女性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令她惊讶和欣慰，同时指出，男性应该就如何调整和适应变化的局面多做些工作，同女性一起改变。

（单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