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超越”是就存在的界限而形而上地设立的一对描述范畴。界限之内的存在及其属性即内在、内在性，而逾越了界限的存在及其属性即超越、超越性，这分别是由两个词语的前缀所表示的基本含义（“im-”，意味着内在，此岸存在；“trans-”意味着逾越，彼岸之在）。在西方思想史上，“内在/超越”范畴经过了从形而上学到神学，从神学到政治哲学，从政治哲学到文化研究基本概念的演变，而今已成为勘探现代性生成和描述全球主权文化（帝国文化）的一组概念工具。
在形而上学论域之中，现象学对“内在/超越”概念的规定堪称典范。现象学，力求把人的意识体验当作一种透明的直观来把握，从而在认识论上将“内在性”规定为意识体验的基本维度。“内在”即内在于意识经验，而“超越”即逾越内在意识经验。于是现象学不是到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去寻找确定性，而是返心自视到意识经验之内去建构确定性。胡塞尔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指出：“内在是所有认识论认识的必然特征。”在这个前提下，现象学的反思就以把握“内在性”即“内在本质直观和内在经验的所有样式”为最高境界。现象学的反思，最为直接的表达就是反对超越性，因为现象学断定一切“超越性”都包含着需要悬挂起来即需要置疑的前提，超越有待于通过还原而抵达内在。一言以蔽之，作为认识论现象学，就是一种要求克服超越的“内在哲学”。对于“内在/超越”的这一形而上学的表述，遥远地呼应了古希腊人对于“共同理性”的向往，特别是呼应了由柏拉图的哲学沉思所臻达的“理念”境界。在柏拉图看来，世间万物变幻迁流，感性活动幻象丛生，一切实在是理念的影子，而唯有“理念本身”才构成存在的真实。真实不在超越之所，而在灵魂之居。在心灵世界建构真实，恰如在社会世界建构城邦，如果不努力去克服超越性的诱惑，则最终可能放弃自由而接受神秘暴力的奴役。
在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神圣逾越了世俗而成为超越性的典范，甚至对感性世界构成了森严的威压。在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奥古斯丁那里，超越的神性采取了抑制、窒息以及灭绝的策略，对内在的生命展开了空前的围剿。一方面是超越者，它是天、灵魂、完美以及安详宁静；另一方面是内在者，它是地、肉体、残缺以及骚乱不安。超越者蔑视内在者，势必就有灵魂弃绝肉体，神圣遗弃世俗。青年奥古斯丁靠诵读《罗马书》来平息心灵的不安，来压制内在肉欲冲动（奥古斯丁《忏悔录》）。把内在性完全交付给超越性，这就导致了神圣性对于世俗性的权威，天堂垄断了一切创造性力量，卑微的存在除了仰望神圣和期待神性的救赎之外，就别无选择。当世俗政治的权力与神圣教会的权力合一，就有了神权政治的诞生。所谓“神权政治”，就是一种渴望的表达，这种渴望是把弥赛亚的拯救节奏（超越）和幸福的世俗追求的节奏（内在）统一起来，从而使人—神缔结永久的契约（本雅明《神学政治论纲》）。因此，一切政治概念都是神学概念的世俗模拟（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这就意味着超越性成为内在性的超级权力之原型，内在被交付给超越。
在当代文化理论中，“内在/超越”范畴被剔除了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观念的积淀，被用于描述欧洲现代性的生成以及全球帝国文化的拓展过程。在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全球的政治秩序》中，“内在/超越”之间的冲突，被视为现代性生成的强大张力；而“内在/超越”之间的盈虚消息，则被视为现代性生成的辩证节奏。欧洲现代性起源于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又是“肯定此岸世界权力”和“发现内在层面”的一场革命。感性废黜超感性，生命造反“逻各斯”，内在性拒绝超越性（神性）对于世俗世界的绝对权威，将被天堂所垄断的创造力归还给大地，归还给卑微的生命。内在性之发现，就是个别存在之强大力量的发现，就是知识被奉上权力宝座的加冕仪式。而知识就不在彼岸，而是从超越转向了内在。欢歌在今日，人世即天堂。
内在性的发现构成了欧洲现代性的第一种形态。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在欧洲只用了三四百年的时光，历史以狂飙突进的方式完成了以“内在”人性取代“超越”神性为现代权力奠基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之中，内在对抗超越，演绎了英雄的宏大戏剧及其慷慨悲歌。内在性在哲学、科学、政治、文化领域里全面凯旋，而最终与理性、民主、自由、博爱等等辉煌的观念合一，与乌托邦精神、弥赛亚救世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视野重叠在一起，从而完全置换了超越性。现代的合法性在于内在性，用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的话说，在于现代人的“自我断言”。内在性成为新世界秩序的蓝本和新生活的范式，其“我思”的透明，构成了笛卡尔哲学思维的神韵，亦构成了古典艺术安详宁静的境界。
内在性的发现伴随着一种紊乱，这是旧秩序瓦解的征兆。在礼乐典章化为废墟之后，人类的欲望被推到了历史的中心。人类欲望高张了叛逆的大旗，而已经被置换或者被废弃的超越也从文化、哲学、社会以及政治上展开一场反扑。这次反内在的运动之困难在于：既不可能扭转时代，也不能灭杀新生力量和新建权力，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寻找一种力量来压制和支配新生力量。(www.xing528.com)
折戟沉沙，前朝未逝。超越性在反扑内在性的斗争中，建构了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这种现代性发动了对新生力量的战争，并企图建立经天纬地的权力体系，从而支配新生力量。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运动中，伴随着内在性的发现而启动了一种反向的运动，那就是极力把人类的形象再度移植到超越之维，从而将知识、科学、认识能力等等相对化，特别是反对在民众之中分配权力。以超越对抗内在，以秩序对抗欲望，这就是第二种现代性的基本取向，它表现在政治中，也表现在艺术中，在哲学上还有一种复活神圣记忆的渴望。走向现代的历史，不是一脉平静的河流，而是一场暴烈的地震，其驱动力则在于“内在”与“超越”之间一刻也没有停息过的冲突。因此，“危机界定了现代性本身”，为了克服危机，欧洲就必须把政治权力和主权建构成超越的形式。
现代主权形式的建构之第一步，是由霍布斯的“利维坦”来象征的。“利维坦”不是神，也不代表神性，而是一种限制欲望和激情以及代表民众意志的主权形象，因此它就是超越的主权形式。经过卢梭、亚当·斯密到黑格尔，这一超越的主权臻于完美，并染上了道德之温情色彩，国家被描述为“道德的实体”。与此相对的纷纭个体则总是在运用爱的方式、法律的方式以及共同体的方式，为承认其内在性而斗争。现代主权形式的建构之第二步，是由“血与土地”来象征的。“血与土地”，意味着民族国家主权及其文化精神。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原型是生杀予夺的君主权威，它具有超越性的框架又具有封闭性的空间。从内在性变革之中涌现出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继承了君权的超越性框架，扬弃了其封闭性空间，从而缔造了民族身份认同的超越对象。现代主权形式建构的第三步，是由作为全球时代政治秩序的“帝国”来象征的。全球时代作为欧洲现代性的扩散和跨文化传播，其直接后果是民族国家和殖民主义主权形式不可避免的衰败与没落。作为这些主权形式的价值支撑，超越性也随之衰微。在殖民主权和民族国家主权败落的时刻，帝国主权复活了超越性，代理行使抑制内在性冲动的权力。帝国主权的特征即超越性在全球文化中的再生：没有中心、没有疆界、没有封闭的空间、没有窒息生命创造力的机械装置。一方面，有帝国主权的诱惑、包容和操控；另一方面又有帝国民众的抵抗、暴乱以及构成性的权力。这构成了超越性和内在性斗争、冲突的新形态，但超越与内在的区分已经大大地淡化了。帝国这架“战争机器”的特征在于德鲁兹所说的“游牧思想”——不断地向外蔓延，不断地解构中心，不断地开拓空间。
以“内在/超越”的斗争、冲突为哲学视野，可以勾勒出现代主权的宏大史诗：从民族国家主权到殖民主权，从殖民主权到帝国主权。
（胡继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