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文化研究的关键词

民族志，也译作文化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指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进行田野调查，深入到特殊的社区生活中，从其内部着手，通过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描写，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此文化的基本概念。民族志是了解未知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必要手段。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尤其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存在的根本，有人把它对于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性与实验室对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重要性相提并论。民族志作为当代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其发展与人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按照哈登《人类学史》对人类学发展的阶段划分，可将民族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英国古典人类学的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原本经由两种人分别进行：一方面是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游客和商人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遗闻轶事的报告和笔记；一方面是有人文学科专业修养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些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概括，除摩尔根曾对美洲土著易洛魁民族进行过亲身考察外，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包括泰勒和弗雷泽，都不加分析地使用别人记录的未经实地调查的资料，形成了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相分离，或者说业余的资料员与专业的理论家分工的格局。人类学家往往“将有利于自己体系的传说和文化要素从社会背景中分离出来，作为例证”，因此也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而受后人诟病。虽然早在1871年，“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将“原始文化”称为“合理的民族志”，但正如哈登所说，这时所谓的“民族志”，“是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地方”。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族志主要指尚未摆脱“案头作业”模式的特殊的文本形式，具有“对人性的普遍性抱有信念和欧洲中心主义”、“资料不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和“选择性利用资料”等特征。

一般认为，民族志作为一种经典的研究手段和学术范式，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 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而由马氏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则成为民族志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马氏认为人类学家应该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土著人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意味着“在较长一段时间中，民族志学者参与人们的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什么，并提出问题”，进而“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世界的看法”。实际上，马氏“民族志”方法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调查，而是体现其功能主义人类学把田野作业、理论和民族志等三者相结合的范式，包含一整套完整的规范：其一，选择特定社区；其二，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其三，能够使用当地语言；其四，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即先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看待文化，但最终要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可以说，马氏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与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二为一，使民族志具有了亲历性和内在性的特点。

在马林诺夫斯基以后，民族志既可以指涉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方法，又可指涉运用这种方法而取得的研究成果——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但正如哈登所描述的，这时的民族志仍“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完美性”。

随着当代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民族志这一经典的学术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和质疑，从而导致了人类学理论空前的危机。首先是对非欧洲传统文化以及非其历史传承的文化能否在文化相对主义前提下得到如实描绘的质疑。其次是对文化人类学家职业伦理道德的争论和质疑。怀疑者指出，民族志只是人类学家作为外来者用自己的思维、术语、概念记述对特定文化的见解，而不是该文化内部成员对自己文化的描述和理解，有着个人经历、既定观念甚或想象的因素在内。有的田野工作者甚至为了迎合自己的理论或学术结论而刻意倾斜，写出臆造的民族志。这给当代文化人类学以致命的打击。

为了拯救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异军突起，以“深描”和“地方性知识”为武器，以观察、移情、认知和自觉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地位，重新探讨文化之源。(www.xing528.com)

由于受到了韦伯关于文化是“富有意味的网”（webs of significance）的观念的影响，格尔兹指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他认为这张网是在始终持续地被编织着的符号之网，而文化人类学家的任务则在于分析这些符号的流通。

格尔兹借用哲学家赖尔的“深描”术语，开创了自己的“深描”式显微研究法。格尔兹指出，在赖尔所说的对排演者行为的“浅描”（thin description）和对其行为的“深描”之间，存在“民族志的对象，一个分层划等的意义结构，它被用来制造、感知和阐释抽动眼皮、眨眼示意、假装眨眼示意、滑稽模仿以及滑稽模仿的排练”。格尔兹进一步得出“民族志是深描”的观点。他认为民族志的特殊性在于对“眨眼示意之眨眼示意加以眨眼示意”，通过“深描”将任何一种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本义尽可能地还原，进而揭示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和“文化语法”。而他所谓“深描”，就是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着手，追寻它所隐含着的无限社会内容，揭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

格尔兹从阐释人类学的角度描述了民族志方法的四大功用和特色：一、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对文化进行阐释；二、它所阐释的是社会话语流，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截面或切片；三、这种阐释必须遵从其“叙述”的原始含义并以一种可追溯的话语的形式出之，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能使之原汁原味地复原；四、这种描写在其实践性上是具有显微性的。格尔兹的民族志是使用“深描”的方法寻求意义的阐释的“地方性知识”，进而“通过真实生活的踪迹而触摸人们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生活”。

综上所述，民族志由最初的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演变为马林诺夫斯基研究方法与文本形式的二重组合，进而成为格尔兹用“深描”来阐释文化和“触摸真实”的地方性知识。目前，由于民族志这种方法重视研究对象的社会行为及其与整个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所以又被广泛地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如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成为哈登所说的“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