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法国哲学家提出的政治哲学观念

“免疫”本来是一个医学—生物学概念。在西方社会，已经有学者将免疫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加以研究，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埃斯波西托之前，当代西方思想家们早已发现“免疫”概念在现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意义。9·11事件之后，法国哲学德里达提出了自我免疫（auto-immunize）这一概念，从而开启了将免疫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观念加以使用的先河。在此之前，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卢曼（Nikolas Luhmann）在《法律的分延：论法的社会学和法学》这一法律社会学名著中，将法律形式系统看作一种社会免疫系统。

但是，埃斯波西托的研究成果有自身的特点。他认为，免疫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社会中一种“义务先在”的政治共同体观念。免疫的拉丁语词源immunus由否定前缀im和意为“城墙、围栏”的名词munus组成，其字面意思为不受围栏保护的人；它的引申义则有罪责、义务等含义，因此，immunus也有“使人免除其义务”的含义。埃斯波西托指出，与霍布斯等人制定的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不同，西方古代社会中，个人对共同体的义务先于权利而存在，并保障了个人基本权利；所以，义务的免除同时意味着权利的被剥夺。因此，就法律—政治领域而言，免疫是一种以共同体整体利益为借口，来剥夺个体生存权利的手段和方式。而当免疫概念转化为生物学术语时，它的含义发生了一定偏移：它特指生命体遇到异质力量攻击时，损害自己的一部分，保全自身整体生命的生存策略。从表面上看，免疫最终带来了生命体对其对手的适应，实际上，免疫的生物学定义仍然包含这一概念原有的法律—政治含义。埃斯波西托指出，在当代社会语境中，这一政治含义和生物学含义逐步合而为一。随着现代免疫学、社会控制实践，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免疫概念不再具有单一的政治哲学或生物—医学含义，而成为解释现代社会系统最为重要的生命—政治隐喻。埃斯波西多认为，从作为法律—政治概念的“免疫”，到当代的免疫学说，经历了三个范式转换。

第一种免疫范式被称为“政治神学范式”。这一范式试图用神学话语来描述免疫概念背后的政治逻辑。按照这一范式的描述，免疫逻辑等同于宗教思想的献祭—赎罪逻辑：共同体试图通过牺牲一部分共同体成员的生命，来免除既有的社会—政治危机，而将这种牺牲解释为对神灵惩罚的补偿。基督教诞生后，这一献祭被义理化，从而成为基督教的原罪学说。西方中世纪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建立在这一献祭性免疫的基础上：世俗政体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在世界末日献祭给上帝，并让其摧毁。

第二种免疫范式是政治神学范式世俗化之后的产物，它被埃斯波西多称为“补偿范式”。在补偿范式中，免疫概念从神学领域转移到社会内部。在政治神学范式中，免疫机制的驱动依赖于人们对外在于共同体的神的构想；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体感觉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往往渴望集体和社会的帮助，达到对自身限度的超越，而社会却以实现这一承诺为借口，不断剥夺个人的基本权利。埃斯波西托指出，这种补偿不是一种等价补偿行为，而是一种个人向社会的免疫性献祭。这种献祭导致了两种免疫机制的诞生。一种免疫机制是异化。在德国哲学人类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学说中，异化性免疫成为现代社会和政治共同体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普莱斯纳将“异化（Alienation）”看作一个消极概念。他认为，异化恰恰是现代人组成共同体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一个相信社会中存在着伤害、欺骗和对个体人格压抑的人，才能同样以否定自己本来“人格”的方式，通过伤害、欺骗和对他者人格的压抑，获得进入社会体系的通道。如果不把这些否定力量内化为对自身的否定，社会将面临真实人格之间的相互冲突，反而建构不了有效而稳定的秩序，也无助于每一个成员通过否定的方式达到自身目标的实现。应该说，普莱斯纳所描绘的免疫机制，是把个人自我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积极力量的免疫策略。最终，这种策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个人人格、生命和积极参与共同体事务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补偿和保存。

相对于这种免疫策略，哲学人类学家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采取了更激进的免疫策略。盖伦借鉴了哲学家马克斯·舎勒（Max Scheler）的看法，将人看作一种本质上“没有本质”的存在。这一看法导致了盖伦的一个全新推论：人如果要真正实现这样一种“无本质”的本质，就必须不断抛弃既有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只有将人界定为一种“非人”，人的真正本质才能实现。在社会理论和哲学人类学中，这样一种“作为非人的人”必然导致了如下命题的产生：人若想要返回其真正的“人性”，则必须彻底抛弃其人性，与抽象社会规范的具身化形态合而为一。在埃斯波西托看来，这种“以不补偿为补偿”的个体和社会关系，就是现代理性化社会免疫作用的体现。在社会系统之中，个人能力和“理想”能得到自由的实现；但是，社会却以此为借口来剥夺个人的快乐、尊严、健康与生命权利。(www.xing528.com)

埃斯波西多认为，作为一种免疫范式，生命政治学说能克服补偿性免疫范式的不足。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他心目中的“生命政治”概念与福柯和阿甘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甚相同。后两位思想家者强调生命政治以捍卫个体生命为借口，否定个体生命存在权利的消极价值。而埃斯波西多则借用19世纪生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的身体组织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共同体学说。在他看来，不存在不可分的生命体，任何生命体都是由次等生命体聚合而成的共同整体，任何一部分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物体整体的损害和死亡，而是全新生命关系的开始。

在这一理解的指导下，生命政治就被埃斯波西多赋予了积极意义：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和剥夺，并不一定是完全消极的；因为，随着这一部分生命的消灭，这一整体的其他部分会建构全新的生命关系，最终甚至意味着生命共同体的新生。通过将这一生物共同体学说移植到社会领域，埃斯波西多呼吁一种以“移植”为基础的免疫关系。在政治共同体中，各种异质生活方式的移植，固然会带来风险，却会让政治共同体自然地学会通过否定自身的“自身免疫”，以牺牲既定生命形态为代价，获得全新的生命关系，从而激发了生命政治共同体的续存和发展。相反，如果对任何社会机体内部的“异质物”十分警惕，反而会造成“过度免疫”，让共同体的防御机制转化为伤害共同体的力量。

最终，埃斯波西多试图为现代西方多元主义政体的存在找到生命政治学和免疫政治学的全新基础。他的免疫学说对当代西方的种族冲突、基因伦理等问题，都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他无法避免“免疫”概念在实践中的危险和困局。这不仅是他免疫政治学说的困境，也折射了当代世界治理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多元共存的难题。

（姚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