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中心主义：文化研究关键词

“逻各斯中心主义”，又译“逻辑至上论”，“理性中心论”，“法则主宰说”。这个词语是德里达用来描述西方形而上学以及渊源于古希腊哲学文化基本信仰的关键语汇，也是他所开创的“解构”思想所质疑、反省和颠覆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建立在一组对于理性语言和思想的恒久的信仰之上。

这些信仰包括：“逻各斯”和“语音”存在着一种不可割断的关系；“逻各斯”在思想之中通过“语音”创造意义、接收意义、表达意义以及聚集意义；存在与心灵、事物与情感之间存在着自然的指称关系，“逻各斯”和“心灵”之间存在着约定俗成的关系；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

这么一些信仰赋予了西方一个整体文化形象，并为这一整体预设了一个中心。按照这么一种整体的中心的预设，“逻各斯中心主义”成为哲学文化的一种深刻的偏见，那就是将西方的理性奠基在多种二元对立之中——在场与缺席，善良与邪恶，白天与黑夜，心灵与物质，男人与女人，言语与文字等等，并先验地断定这些二元对立之中的前项优先于后项。

“logocentrism”一词源于古希腊语“λογοs”（言语，逻辑，理性，法则，神言）和“cen-trism”（中心场所）的组合。在古典希腊哲学和修辞学传统中，以及在西方哲学文化的流变之中，被说出来的词语和被诉之于言语的理性被认为是对于被书写出来的词语和被表达出来的情感的“扬弃”，因此前者优先于后者。比如在古希腊时代，有教养有身份的人是不读书面文字的，将书面文字转化成声音，那是经过了专门训练的奴隶们做的事。在古代人们认为，说话者和倾听者的直接在场，彼此最为靠近的时候才最利于理解；反之，如果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存在着空间距离和时间差距，那么，就会对意义产生误解，生发出多种意义解释形式。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文化就直接把“在场”等同于“存在”，而“存在”又被完全等同于“存在物”。贯穿在西方哲学文化之中的就是这么一种将“在场”确定为思想中心场所的形而上学偏见，德里达又称之为“在场形而上学”。

支撑西方哲学文化之整体形象的“逻各斯中心论”，作为一种知识主因和权力意志在语言学、形而上学、神学、种族论以及性别论层面上运作。第一，从语言学上说，“逻各斯”，作为“说话”（oratio）以及“理性”（ratio）之统一，是一切意义表达的媒介（文字、视觉图像以及身体姿势等等）之中最为本质的东西。柏拉图《斐德诺》篇指出，文字是诡诈技巧的入侵，是典型的暴力，是对灵魂深处的破坏。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而文字是言语的符号。现代语言学也一致地断言，理解语言的真谛必须从言语开始，“语言有独立于文字的口述传统”（索绪尔语），言语构成了语言之最纯洁的内在性，而文字是堕落和迷茫的外衣，是腐化和伪装的礼服，是死亡的金字塔，是无生命的碑林。“苏格拉底，他从不写作……”，这么一种蕴含着西方哲学文化自我终结的格言，却表征着一种历久千年的偏见，那就是以言语压制文字，以声音符号镇压书写符号。这种贬低、压抑、放逐和清除文字的偏见是“逻各斯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漫长的时代，语言学最终把语言不可还原的单纯本质确定为“语音、词汇和逻各斯的统一体”，给予意义和言语以特权地位，通过语音将声音和意义结合起来。与这种统一体相较，文字始终被看作是派生的、偶然的、特殊的和外在的，作为语音的再现之物，用亚里士多德、卢梭和黑格尔的话说，文字是“符号的符号”。

第二，从哲学上说，“逻各斯”的优先价值，“声音”的优先价值，直接就是“在场”的优先价值。海德格尔说，希腊哲学文化之中，“存在”被确定为“在场”，由此产生的“在场形而上学”支配着西方对存在的解释；德里达紧接着指出，海德格尔也没有摆脱“在场形而上学”的支配。从柏拉图到胡塞尔以至海德格尔，一切形而上学家，只要提到“存在”，就立刻将“存在”看作是“在场”，“在场”便成为真实东西无可怀疑的明证。这个具有优先价值的“在场”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中发生了形态变化，但其原型却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哲学家的论说之中，构成西方哲学文化的深层意蕴。在古代观念之中，“在场”就是“理念”；在中世纪哲学之中，“在场”就是绝对唯一的神；在近代哲学之中，“在场”就是主体、自我意识以及个体显现，或者权力意志，自在之物，绝对精神等等。形态的变易改变不了原型，真实只有在“逻各斯”之中作为真理呈现出来，即充分在场，它才成其为现实。

第三，从神学上说，“逻各斯”的全面统治，“声音”特权的确立，以及“在场”的圆满实现，就依附在“存在—神学—终末—逻辑”之根上，即西方形而上学也具有一种绝对神学的结构向度。“充分在场”向着一个圆满完善的程度发展，就意味着必须预先设置“存在物”等级秩序的金字塔顶点，这个顶点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以及上帝发出的“大写存在之声”。这个金字塔尖就是一切世俗计划的终结，或者“充分在场”的最后实现。而这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思想和行为的最终目的。基督教创世学说宣称“太初有言”，这个太初之言就是作为无限创造主体的绝对“逻各斯”。伟大的理性主义时代，“充分在场”构成了自我呈现，构成了主体性，但这也是“逻各斯”统治体系的隐喻延伸。总之，“逻各斯”与神性处于同等地位并同时诞生，“逻各斯”时代本质上就是神学的时代。(www.xing528.com)

第四，从种族论上说，“逻各斯”，这个压抑了文字的“声音”，优越于“缺席”的“在场”，作为知识主因贯穿了西方文化历史。从作为宇宙人生最高范本的柏拉图“理念”，到中世纪的绝对神言，从卢梭和康德的良知，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声，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到现代语言学，一部西方文化历史因为“逻各斯”的绝对统治而获得了整体象征。而西方的“表音字母系统”的持久存在，则成为“逻各斯”时代长盛不衰的直接证明。“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构成了“欧洲中心论”生成的底色，而且直接就是白人神话学的基本叙述语法。当“人为万物尺度”的人文主义原则被确立起来，当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观念在全球散播，当理性主义借助现代技术和现代媒介展开更大规模的拓殖运动，我们可以看到“逻各斯”神话不仅在时间之中绵延，而且也在空间之中拓展。但是，德里达敏锐地觉察到，中文和日文这些“非表音文字”的存在，即表明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外围发展着可以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王国的强大文化运动；同时，在西方内部马拉美、庞德取法形象化语言的诗歌创作，也导致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第一次突破。

第五，从性别学上说，西方哲学文化具有“男性中心主义”（phalocentrism）的品格。按照希腊文化的知识主因谱系，精神意义上的“男根”（phallus）绝不同于生物意义的“阴茎”（penis），而成为真正男性特权的象征。西方形而上学呼唤的“存在之声”也是男性的声音，尤其是父亲的声音。柏拉图的“逻各斯”是“逻各斯之父”，而非“思想之母”，形而上学的碑林里只有父亲、儿子、兄弟的灵位，而没有母亲、女儿和姐妹的幽灵。基督教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世轮转学说，在十字架上死而无怨的耶稣是圣子而非圣女，圣母的忧伤成为基督受难的伴奏。最深沉的人文主义之内核——博爱，也只是兄弟关系，而将姐妹关系排斥在外，以至于人们觉得西方政治学几乎是“女性的沙漠”。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的哲学要反思、置疑和颠覆的目标。但是，首先使用“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词语并对此展开发难的，是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在他的著作《作为理智对立面的心灵》之中，他用“逻各斯中心主义”指代理性，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以非理性对抗理性统治，使心灵与理性对立而与宇宙生命同流。在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上，即在解构历史上，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对于德里达的影响特别值得考虑。按照德里达本人的说法，尼采用“非在场”概念（游戏、解释、比喻、符号等概念）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存在和真理概念；弗洛伊德批判了意识、主体、自我临近、自我一致、自我归属，特别是自我呈现概念；海德格尔则通过对存在与时间、存在和语言的思考瓦解了形而上学、存在神学、在场的存在定义。德里达推进这三种批判思路，不仅对西方形而上学文化之中而且对文学、日常语言行为和推理活动之中呈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质疑。他希望以不是声音也非沉默的“延异”来瓦解言语和文字的二元对立，解放文字的生命力量来颠倒语言学的等级制度，并以作为肯定学说的“文字学”来拯救被禁锢于“在场”之中的思想及其真理。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汇入了更大范围的后现代语境之中，与让-吕克·南希对实在共同体和唯一神宗教的解构彼此呼应，与利奥塔对启蒙和思辨两大现代性神话的置疑相映成趣，激发了女性主义者颠覆父权中心主义的激情，为后殖民文化理论瓦解欧洲中心主义及其文化帝国提供了思想资源。

（胡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