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零度写作

零度写作是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在其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中提出来的文学观念。他在不足五十页的册子里首先区分了政治式写作、小说的写作和诗的写作，进而讨论了资产阶级写作的胜利和断裂，风格的艺匠，写作与革命，写作与沉默，写作和言语的主题，最终假定出现一种全新的文学：

语言的乌托邦。罗兰·巴特首先提出“什么是写作”的问题。他认为存在着一种文学语言的历史，它既不是语言的历史，也不是风格的历史，仅仅是文学符号的历史。对此不应该运用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去理解，甚至不能用文学史的方法去研究，相反，应该承认它的写作本性。因此，文学不能被视作特殊的社会文化流通形式，而是充满着隐秘的深刻语言本身。

以往的文学往往被当作某种艺术类型的形式，而且必定指向某种对象，但是在罗兰·巴特所言的零度写作中，文学向写作的复归就是一边解除形式束缚，一边摆脱对象附属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一种目光的对象，然后是一种劳作的对象，最终是一种‘谋杀’的对象”，它所达到的最后变体即“不在”。在零度写作的中性活动中，文学的纯粹性遭到否定，并日渐淡化。其结果是文学成为摆脱作家父权的写作，作家也成了不需要文学的奥尔菲斯式的写作者。在罗兰·巴特的视野中，只有加缪、布朗肖或者奎诺的口头语言写作可以称得上是零度写作。这种白色文学是加缪等人在现实主义之后发明出来的，主旨不在于逃避，而是对最纯洁写作的根本研究。

貌似中性的现实主义不仅不是零度写作，甚至是过于绚丽的符号制作术，而零度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新闻式的“直陈式写作”，既摆脱了语法和语式的限制，也摆脱了所有特殊的语言秩序束缚，因为不带有作家的意识而堪称清洁的白色写作。说得更加确切一点，是新闻式的写作，其中还没有发展出祈愿式和命令式的感伤情调。零度写作因为摆脱了作家的权力掌控而具有了中性品质，处身在各种呼吁和判断的汪洋之中却能够保持毫不介入的状态，正是这种完全的“不在”构成了零度写作，从而不包含任何私密或者隐蔽。由此可以概括，零度写作是毫不动心的纯洁写作，通过信任并依赖某种远离真实语言和所谓文学语言的碱性（basicité）语言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

事实上，一切写作都呈现出封闭性，是自由和记忆之间的妥协物。任何写作都来自先前的一切写作，也包括个人自身写作历史的顽固沉积，二者掩盖了当前写作中语言的声音。写作的痕迹像某种单纯中性的化学成分一样突然显现，比如说法国的革命式写作永远以流血的权利或者一种道德辩护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写作则是为了维护社会集体的内在凝聚力。除了真正的马克思式的写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写作）之外，带有政治性质的写作还包括：独断性的斯大林式写作（人民民主派的写作），专制政权的警察化写作以及随机应变式的写作。罗兰·巴特尤其指责最后一种貌似马克思式的政治写作有意混淆了“民主”、“自由”等关键词的内涵，用“工人阶级”替换“人民”一词，继而用它替换“正直的人们”一词。因此，政治式的写作是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学，写作被专制政权占有利用，在所谓的文学秩序中其实隐藏了社会压制的内容。

小说写作的时态和语态大多是简单过去时，表现出秩序化的欣悦（euphorie）。这种欣悦将现实世界变得明朗，因为“讲述故事的人有力量去拒绝组成故事中各存在物的不可穿透性与孤立性”。但是，简单过去时是一种谎言，在虚假的时间假设中描述了似真的可能，建立起看似可信的连贯内容，其实却“遮掩着有关真理连续性的非真实事实，又遮掩着被谴责的谎言的非真实事实”。小说写作中的第三人称也具有相仿的含混功能，为小说的消费者提供可信的虚构保证，同时还遮掩自身的虚假性质。诗和语言的关系与小说恰恰相反，诗的时间不是虚构的时间，而是“一种可能的历险，一个符号和一个意图的交遇”。(www.xing528.com)

零度写作是写作激情的最后残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解体之后到来。资产阶级的“文学”实际上是为了追认资产阶级所信奉的革命合理和历史上升的神话，并且一厢情愿地相信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情感是值得推广的普遍人性。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意识的解体，作家们在写作中逐渐漂洗掉身上的阶级属性，同时剔除精神中先验的优越感。1848年之后，资产阶级与贵族和无产者在社会的张力场内三方对峙，资产阶级文学的意识形态先进性也随之消除，文学不再代表优越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文学成为社会中某个阶级的文学，资产阶级作家也不再是阶级意识的普遍代表。在古典时代的统一性写作破裂之后，出现了现代写作的多样性，从福楼拜到20世纪的文学都转而成为语言的问题，或者说，写作的问题。在罗兰·巴特的历史回溯中，福楼拜一类的作家属于“作家—艺匠”，封闭在某种传奇领域中孜孜于形式加工，“正像一名玉石匠从材料中引申艺术以便把个人的孤独和努力转化为规则时间中的劳动似的”。

资产阶级写作和政治写作在古典写作终结以后出现，说明文学意识中已经承载沉重的政治和社会的成分，由此诞生出一种介于战士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知识分子取代了作家。此后，写作和写出的作品就成了一种行动，是指向“现存”（présence）世界的专业语言。在这类思想写作中，语言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承担道义的符号。写作更像是在一份集体声明书上签名，俨然已经构成完整的机制。但是这种思想式的写作并不稳定，要么仍然是文学性的，要么就是软弱无力的，这一类型写作者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种集体自救的形象认知。

在革命和沉默之外，罗兰·巴特发现了写作的第三条道路，“创造一种白色的、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一切束缚的写作”。在单数/多数，过去时/现在时，虚拟式/命令式之间建立一个中性项或者零项，探索一种无风格的或者口头的风格，探索一种零度的或者口语般的写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必须放弃文学，因为作家唯有放弃文学的规则才能创造出自由的语言。正如加缪在《局外人》（Etranger）一书中所使用的透明语言，成功地完成了不介入写作风格的试验，罗兰·巴特甚至称之为理想化的“不在”风格。写作由此被归结为否定的形式，语言的社会属性和神话特性都被消除一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中性的、惰性的形式状态，思想由此实现了完全的职责。与此相反的写作在形式上都不够透明，都以语言问题或者社会问题作为前提，形成客体般的语言风格，比如福楼拜写作中包含的法则，马拉美写作中假定的沉默，另外还有普鲁斯特、塞林，通过各不相同的方式依赖于某种社会性的自然存在。可是，知识分子不应当像一个艺术匠人一样停留在客体语言上，而是应该回复到古典写作的首要起点：语言的工具价值。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工具性不再服膺于任何一种获得胜利的意识形态，而是作家面对新情境的方式，自愿背离典雅和华丽的语言风格，把时间因素重新导入写作，以沉默的方式凸显历史的存在。如果中性的零度写作得以实现，语言就不再是需要经过学习之后再加以应用的困难工具和沉重负担，而是达到了数学方程式的纯度，文学在人类问题的敞开中缴械。

（杨俊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