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核心概念，就是理性。当代思想家对启蒙的种种对立的看法，其实就源自于他们对理性的判然有别的看法。那么，理性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理性指的是人类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之相对立的，是感受、感知、欲望，是神秘、信仰、神启。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在西方思想史上，不同的哲学家对理性的理解却是各不相同的。
以笛卡尔为首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根本源泉，也是检验知识的唯一标准。他们相信，现实本身有着内在逻辑结构，因此真理能够为知识所直接把握，当然这有赖于理性。他们认为，至少某些人类知识是通过先验的、或合理性的、与感官经验不同的洞见而获得的。理性所领悟的，是超越了感官经验的客体，即普遍物及其之间的关系。所谓普遍物，是一种抽象，一直反复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事例中的特征。虽然这些抽象无法为人所看到、听到或感觉到，但理性主义者指出，人能够明白地思考到这些东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知识包括所有的逻辑和数学，也包括许多其他领域中的片断性洞见。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知识是思维所能获得的最重要、最明确的知识。这种先验知识既是必要的（就是说无法想象是相反的情况），也是普遍的，就是说，它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相反，感官经验常常提供一种混乱的、纯粹试探性的方法，因此是不可靠的。
与理性主义恰恰相反的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均来自感官经验，因此也接受这些经验的检验。比如洛克就认为，人类头脑生来就像一块白板（tabula rasa），各种感官经验投射于其上并对之进行自由的、大胆的书写，知识从而产生。更具有激进的怀疑精神的休谟则认为，人除去感官经验之外，没有任何真正的能力。他甚至认为，其实人的一系列感官印象的总和，所谓思想、概念、哲学思辨、形而上学等等，都是虚假的。因此，休谟最后走向对整个哲学、人类理性作了最彻底的怀疑，乃至否定。
超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的，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巨人康德。康德认为知识的获得，既依赖于感官经验，也依赖于人的理性。就是说，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要把经验转换为知识，就不能没有理性。康德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理性中有一些先验（a priori）的东西，通过这些先验的范畴，我们才能获得概念、进行思维，从而获得知识。根据康德的理论，理性是借助全面性的原则而将知性所提供的概念综合为一个统一体的力量。提供先验原则的理性被康德称为“纯粹理性”，而与“实践理性”相区分。后者主要关涉行为的执行。康德的批判哲学并没有盲目地推崇理性，实际上，他为理性设定了有效范围。就是说，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在处理感官经验、认识现实世界时是可靠的，然而在超验的范围，诸如事物的本质、神的存在与否这类问题上，却是完全盲目的。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中，康德说，该书的写作，是要“召唤理性重新担当其一切任务中最为艰难的任务，即自我认识，并建立一个法庭，以确保理性的一切合法的主张，消除一切没有根据的要求”。因为理性具有普遍的效应，是一切事物的最终审判标准。事实上，虽然启蒙思想家对知识的根源究竟是来自人类的理性还是感官经验有着不同的见解，然而他们都相信，人类能够通过理性的提升而有效地操控大自然，也能够自由地塑造自己的个人世界和社会世界，最终实现自由、平等、法治和幸福。然而，这种乐观思想在当代遭到了许多思想家的怀疑。福柯就怀疑我们是否有理由信奉理性原则的至高无上。在他看来，先验的普遍理性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理性只是一些具体的理性，而这些具体的理性并不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在福柯那里，理性沦为了权力统治的工具。福柯的观点其实是深受尼采影响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普遍看法，但也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态度有相似之处。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就认为，人类为了自我保护，不断运用启蒙理性来谋求对大自然的支配和控制，以图最终获得自由和解放。然而，在通往启蒙的路上，理性逐渐蜕变为纯粹的工具合理性，自然被抹平为可操纵的、可利用的客体，任由工具合理性处置。这一斗争旨在摆脱外在自然对人类的威胁，然而就在人类运用理性以力图控制大自然的时候，人类的内在自然也遭到了压制。理性成了一个盲目的工具，无法反映出自身本来的目的，也无法理解它所施加于其上的物质的特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这种理性称为工具合理性。这种工具合理性是一种已经被整合进一切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过程中，而且还决定着这些过程的认知模式。在他们看来，正是工具合理性的成功，导致人性倒退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中。(www.xing528.com)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理性（reason, Vernunft）与合理性（rationality, rationalität）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场合中，人们并不区分它们之间的意义，而常常混用这两个术语。但也有一些学者将这两个术语区分开来。虽然这一区分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然而总体而言，人们倾向于将理性之中的各种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因素理解为理性中的各种合理性。需要指出的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理性之蜕化为工具合理性，是建立在他们对理性的辩证看法之上的。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理性本身包含着不同的因素，工具合理性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作为一种存在于人类之中的心灵力量，理性不仅仅是力图控制大自然之威力的“心灵力量”，它同时又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就此而言，理性包含着工具合理性的他者。在阿多诺的理论中，工具合理性取代理性本身，成为启蒙的宰制性力量，意味着启蒙从此踏上了逆转为神话的道路。但是，就在工具合理性睥睨一切、大步前进的同时，在历史的废墟中，人们还是能够窥见一种迥然有别的合理性，这就是摹仿。然而，启蒙发展的结果是，摹仿合理性被驱逐到了艺术的领域中，而工具性或宰制性的合理性则是一往无前地发展，最终走向它的反面，即非理性。
因此，阿多诺对理性的内在辩证法的看法，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合理性化理论有所不同。哈贝马斯循着韦伯的理路，也认为社会合理性化进程肇始于“世界观的祛魅”。所谓“世界观的祛魅”，简单说来，就是普遍宗教的解体以及不同的文化领域的分化。随着统一化的宗教或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体，知识分化为科学、道德和艺术这三个领域，而理性也相应地分化为经验—理论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和审美—表现合理性。随着现代社会的祛魅，这三种合理性按照自身逻辑而各自发展，从而获得了相对的自治性。不过，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内在辩证法也有自己的看法。与阿多诺将摹仿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视为理性的两个对立因素不同，哈贝马斯将这两个对立因素区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并将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交往合理性之中。
（凌海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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