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从词源上看，“理论”在希腊文和拉丁文里的含义为沉思、景象、心里的想法（参见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17世纪以后，“理论”又分别衍生出冥想中浮现的景象、思想的体系、用以解释的体系、假说等含义。在威廉斯看来，十分重要的是，将“理论”一词的含义与其对立的词语“实践”（practice）联系起来考察和理解。“实践”表明的是人们所做的事（行动）和所观察到的事物，而“理论”则是人们对事物（有系统）的解释。在自然科学中，“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单纯地表现为“事件”与“解释”的关系，而在人文学科中，这种关系就显得复杂得多。此外，“理论”的含义也与思索、推测、主义、学说、信条、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等意义有关。
由此来看，我们大致上可以把“理论”的基本含义概括为：构成了一定体系的观念或思想，它被用来解释和说明特定的活动（个人的与集体的）、存在的事物（自然的与社会的）以及内心的想法等等。这样的体系，依情况的不同，有可能成为一种推测、一种主义、一种学说、一种信条或一种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人文学者并不十分关心用某种“理论”去说明或解释某种“实践”；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状况，关注的是就理论本身所进行的各种“建构”活动。或者说，人文学者的理论建构活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意义和价值并不亚于用理论去解释或说明实践。理论本身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同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和理解、我们的生存方式等等的意义与价值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用理论去解释和说明实践是重要的事情，而关注理论本身的建构和发展同样也是重要的事情。
进入20世纪之后，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与从前很不相同的情形。传统的观念认为，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或观念的体系，可以成为解决实践问题的锐利武器；理论自身的发展演变，始终是进步的和进化的，其发展演变的路径是线性的。这些观念在当代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质疑。例如，福柯提出过“理论工具箱”（theory-as-tool-kits）的看法，他拒绝了在传统上把理论看成是系统化和总体化的观点，拒绝相信理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既然理论不过是对事物的解释，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解释；理论随着解释者视角的变换而变换，每种视角都对应着一种解释、一种意义和一种理论；既然现代社会的制度、权力和话语是分层的与多元的，那么在理论上对它们的解释就应当是分层的和多元的；我们不应当谋求某种特定理论的话语霸权。因此，各种不同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工具箱中不同工具之间的关系一样，各自都有不同的功用，相互之间在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福柯的观点，实际上突出强调了理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反对用总体化、普遍性的立场来看待理论的地位和价值。
德勒兹和加塔利相信，理论从来就没有终结；理论既不是沉思，也不是反省或交际，而是创造概念的思想活动；因此，概念创新是理论的动力。为此，他们在《千高原》中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块茎”理论。他们认为，从柏拉图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就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发展是所谓“树状的”（知识之树），而现在到了终结这种状况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思想不是树状的，而是块茎状的。“树是分叉的，而块茎则是缠绕的，而且只是缠绕。树就像动词‘生存’，而块茎的构造则是连词‘和……和……和……’。这个连词具有足够的力量摇撼和颠覆动词‘生存’。”块茎的根部系统与植物本身相连，我们不能像确认一棵树的各个部分（树叶、树枝、树干和树根）那样来辨认块茎；块茎可以生长到覆盖这个星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一棵树却只能在一个地点扎根生长。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眼里，块茎成了一种“非中心系统”的形象，也构成了后现代“无结构的”结构概念的核心。因而，“树”是有结构和有等级的，“块茎”则是没有等级、没有结构、开放和散漫的，它由“许多入口、出口和自身的逃逸路线”构成。这些逃逸路线就是典型的“非中心”或“游牧”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与自柏拉图以来占西方思想主导的“树状逻辑”思维正好相反。这种“游牧思想”的理论，试图摆脱传统西方理论理性的束缚。德勒兹和加塔利有关思想形态与发展的“块茎”或“游牧”理论，对西方传统上对理论及其发展的看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可以促使我们反思理论自身的形态和规则。(www.xing528.com)
也有学者和思想家对“理论”持强烈否定的态度，甚至提出了“理论之死”的命题。这种倾向在美学和文艺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西方，从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始终都对理论和理性抱着怀疑与排斥的态度，认为理论对于理解文学和艺术作品毫无帮助。他们认为，如果理论的目的是要对理性和各种理念表示怀疑的话，那么进行理论的思考就必定与理论的目的相反；如果理论意味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终点绝不是要取得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形式。他们还认为，理论会妨碍和扼杀我们天然的“喜好”与“良好感觉”；在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众多不可呈现的东西，它们是全然无法用理论和理性来把握与理解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认为，在理论上对文学进行探讨，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饰，与文学本身毫无关系，因为文学是不可呈现的，只与我们天然的爱好有关。
当然，理论的存在，以及理论在解释我们同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和理解、我们的生存方式等方面的意义与价值，确实是无可否认的。但是，理论本身的建构，以及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对理论本身的质疑，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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