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文学理论著作中提出的关键概念，与此相近的核心词是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时，把欧洲小说发展的源头归结为三条线索：叙事、雄辩和狂欢化文体，将直接或者间接受到狂欢节民间传统影响的文学称为弥漫着狂欢式世界感受的狂欢化文学，并视之为体裁诗学中的重要课题。狂欢是巴赫金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对话理论和复调概念的思想来源，也是巴赫金研究拉伯雷作品的理论切入点。
巴赫金将西方文化史上的狂欢节传统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农事节日，比如古希腊的酒神节（Dionysia）和古罗马的农神节（Bacchus），以祭祀酒神的诞生—受难—复活—神迹为主要内容。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更多的具有狂欢性质的民间节日出现在欧洲文化的范围内。其本义指的是大斋节（Lent，也译为四旬节）前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在广场、街头等开放的公共空间举行盛大的诙谐表演和化妆游行。另外还有愚人节、驴节和自由的复活节游戏等，也因为包含丰富多彩的广场娱乐活动而带有狂欢节的气氛。“狂欢节实际上已成为容纳那些不复独立存在的民间节日形式的贮藏器。”狂欢作为节日的价值正在于彻底打破日常时间—空间的约束，假想性地毁坏一切并更新一切，暂时摆脱了秩序体系和律令话语的钳制，在假定场景中消弭了贵贱上下的森然界限，毁弃一切来自财富、阶级和地位的等级划分。另外，巴赫金特别强调人们在狂欢节上经历各种狂欢式，包括所有狂欢式的庆贺和仪式。狂欢式具有合二为一的双重对立特征，无论是象征性地加冕和脱冕，还是结合了死亡和再生的“笑”，以及既毁灭世界又更新世界的“火”，都是由蓬勃强大的改造力量催生出不可摧毁的新生命力。人们从狂欢式中获得独特的世界感受，这种全新的感受全面解除人的恐惧，使世界接近人，也使人接近世界。当狂欢式转而以文学语言出现，就形成了狂欢化，产生了狂欢化的文学。
在狂欢仪式上，等级制完全被打破，插科打诨的语言、俯就的态度和粗鄙的风尚主导了所有诙谐游戏。当这四个范畴渐渐渗透到文学中，就决定了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亲昵态度，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庄谐体的新体裁。这种文体把狂欢节的形象特点带入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彻底颠覆了刻板遵守语言标准规范的官方主流文学。其基本源流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作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以及早期的流浪汉小说都属于此类。狂欢化文学在时间视角、文学形象和语言材料方面显出不同于正统文学庄严体的特点。首先，狂欢化文体在处理文本中的现实时带入新的关系，具有鲜明而尖锐的时代直感，从时代性而不是历史性的出发点来理解、评价和表现现实。狂欢体文学避免回望历史，而是着力于反映当代现实，“甚至是同活着的同代人进行不客气但却很亲昵的交谈”，历史上或传说中的人物在狂欢体中被有意识地加以“现代化”，把他们的行动和对话都限定在与当代发生亲密交际的范围中。其次，狂欢化文体有意识地返回到经验立场和自由的虚构，绝不依靠古老传说骗取读者的敬服。在文学形象塑造上完全摆脱了对于古老传说的依傍，是文学形象演变中的一次变革。第三，这类体裁故意制造出杂体化的特征和多声部效果。在写作中明确拒绝单体的、统一的修辞方式，常常采用书信、辑佚的手稿和复述的对话等插入性片断，对崇高文体进行讽刺性的摹仿。而且，在某些狂欢文体作品中还可看到混杂式的语言，往往采用方言词汇甚至俚语行话而不是单纯的叙述语言和描述语言。
在巴赫金看来，正是狂欢文体中的变体之一“对话体”促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深深渗透狂欢式世界感受的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对此变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巴赫金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的幻想小说，指出其中的语言具有内在的对话性质，充满了争辩的气氛。描写中贯穿不敬的狎昵态度，语气粗俗平凡，充满了狂欢体的象征意义。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对话技巧中发现了狂欢化与理性哲学思想的结合；在19世纪的社会惊险小说中找到了狂欢化与尖锐社会现实的结合；在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中发现了人类欲念的狂欢化表现；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发现了狂欢化与人生感伤的结合；在爱伦·坡的作品中发现狂欢化与浪漫主义的结合。狂欢化作为一种异常灵活的艺术视觉形式，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人物内心，深入人与人的关系深层，将表面上稳定成型的东西加以相对化，将人和人的思想的双重性暴露无遗。《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境中出现了狂欢化的戏拟场面，《赌徒》中各种赌法都属于狂欢节象征物的形象体系，《白痴》中具有内在的狂欢式世界感受，男女主人公分别是白痴和疯子，分别对应狂欢节的欢快天堂和阴沉地狱。《卡拉马佐夫兄弟》则借助狂欢化文法，把某个处在限定时代中的狭小个体场面扩大为无所不包的，对于全人类都适用的宗教神秘场面。正是欧洲文学中的狂欢化传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做出了准备，并且以复调小说的新形式重获新生。(www.xing528.com)
巴赫金认为一般的拉伯雷研究只是对其小说中的众多形象叹为观止，真正的理解应该从寻找拉伯雷的民间源头开始，也就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诙谐文化，包括仪式演出、戏仿体语言作品和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都是影响拉伯雷艺术风格的因素。民间狂欢式的笑在拉伯雷作品中显出复杂而深刻的本性，既不是纯否定性的讽刺诙谐，也不是纯消遣性的无心诙谐，而是具有双重性质的狂欢式感受。拉伯雷小说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粗鄙戏谑的广场腔调，创造出“绝对欢快的，无所畏惧的，无拘无束的和坦白直率的言语”。正是这种狂欢化的广场言语大肆嘲笑了哥特时代的黑暗和压抑，并且揭示出新的关于世界的欢快真理。继而，拉伯雷在小说中频频运用民间节日的形式，给思想和语言加上最为积极的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由，彻底摆脱掉哥特体的严肃整饬，开辟出没有恐惧也没有虚无的广场式的自由道路，强化了否定现存秩序的信念。另外，拉伯雷小说中筵席的形象也属于节庆形式的有机体，人与自然界的界限消融在夸张的吞咽吮吸中。而且，筵席的属性是胜利或新生的庆典，呼应着狂欢节形象的双重性质；在筵席结束时出现新的开始，犹如狂欢节形象在死亡中孕育了一次新生。拉伯雷坚持认为，只有在筵席的气氛中才能排除谨小慎微的想法，自由而坦诚地说出符合真理本质的开心话。筵席形象是表现绝对无畏的欢愉真理的最佳媒体，饭桌上的交谈把庸俗和神圣、崇高和卑微、精神和物质自由地搅拌在一起。筵席形象中出现的是追求丰盛的全民性倾向，与个人自私的肉体欲求水火不容，所以严格区别于表现个人享受的贪婪饮食。体现全民喜庆的筵席形象与生—死—复兴—新生的概念密切融合，与自由清新的真理联系在一起。而小说中出现的怪诞人体形象也属于广场民间的狂欢式，在怪诞中蕴藏着无穷的新生，由此将生物学意义上的普通人体发展为处于历史进行中的人类身体，宣布每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形成新的历史观念。
巴赫金对于狂欢和狂欢化文学的研究具有超逸文学批评的历史意义。研究拉伯雷的著作主要完成于20世纪的30和40年代之交，其中对于狂欢—民间—笑—自由的序列强调，显然包含了对于专制—官方的曲折批评。这种批评后来被大众文化的批评者们广为借用，着意揭示已经成为文化主导模式的大众狂欢中所隐含的各种权力关系。
（杨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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