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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空间生产-文化研究关键词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一书,详细论述了“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和其他商品一样,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发了空间的“碎片化”和“同质化”,处在“可复制和重复的法则”支配之下,这种商品空间以丧失“空间感知”的多样性为代价,仅仅以“可计算的空间”即商品的面目存在,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使得作为“异质中介”的社会空间不可避免地“同质化”了。

关键词:空间生产-文化研究关键词

法国哲学家昂利·列斐伏尔为了补充马克思主义而提出了空间生产这一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关于“生产”的哲学家,早在1845年,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就为“生产”赋予了人类本体论的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整个社会体系无非是生产体系:人类的繁衍作为人类的自我生产构成家庭和社会的基础,一般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本身,生产总体在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历史。1939年列斐伏尔在分析政治经济学时期的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新认识(Dialectical Materialism)。列斐伏尔指出,《资本论》就其核心而言只探讨时间,讨论榨取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流通。列斐伏尔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忽略了生产的一个物质方面:商品世界既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存在于空间之中,他进而宣布辩证法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

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详细论述了“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可以简要地这样来概括“空间生产”的基本意涵:社会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历史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模式。社会生产的主导实践方式决定着空间生产方式。就此列斐伏尔指出,不难在欧洲历史各阶段发现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投射的空间模式:希腊人的实践和其宇宙观密切相联系,相反罗马人则把权力实践放在首位;空间也因人而变。作为希腊城市中心的agora(集市)一定是空的,一律按照中道的黄金分割律安排比例,这样希腊自由公民可以在那里汇集在“宇宙的统一性”当中进行交流;而罗马城市中心的roman fo-rum(罗马城镇广场)则布满了纪念堂、祭坛、寺庙,甚至监狱,集中地投射着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The Production of Space)。

因此,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概念中的“空间”包括三个层面,这里的空间是三位一体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同时既是一种空间实践(a spatial practice,一种扩展的、物质的环境),一种空间表征(a representation of space,用以指导实践的概念模型),同时也是表征的空间(a space of representation,实践者与环境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作为人实践产物的“空间”,首先是人的活动的成果,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其次是特殊的符号抽象,表现为统治者的空间抽象模型对普通民众的空间观念的控制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控制”;最后生成的总体空间是作为中介的表征的空间,身体在其整个生命之中通过此中介与其他身体交流互动,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统治者)都在这个中介当中行动和物质化。“空间生产”因而不仅是对“空间”、“社会空间”的生产,而且也是在社会阶级的各个层面内部和之间对不同“空间感”、“空间的心理印象”的生产,最终也是对一般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史无前例的“总体性”使一切有用对象都无可避免地商品化了,“空间”当然也不能幸免。资本的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为了解决过度生产和积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化为另一种流通方式——资本开始转向了对建成环境的投资,这也就是说,货币的融通、建造住宅群、空间的发展、金融以及土地投机开始构成第二种榨取剩余价值和获取财富的方式,“空间”开始成为彻底的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发了空间的“碎片化”和“同质化”,处在“可复制和重复的法则”支配之下(The 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商品空间以丧失“空间感知”的多样性为代价,仅仅以“可计算的空间”即商品的面目存在,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使得作为“异质中介”的社会空间不可避免地“同质化”了。另外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破坏性特征,也使得这种条件下的空间生产表现出“不稳定”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的交换价值主导性决定了这样一种“过度商品化”的特征,它要求产品具有不耐用的基本品质,在这一原则的支配下“空间生产”亦复如是,所谓的“新空间”的增长不过是对空间的重复破坏的结果,并且深刻地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本身,因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本质上关心的是空间的交换价值,它就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新的手段,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维持自身的一种方式。(www.xing528.com)

“空间生产”概念及理论的影响是多重的,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新城市社会学”的先声,被人称为新城市主义的种子思想家的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s)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尽管未曾言明但却受列斐伏尔之惠良多。不难看出,他们对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研究以及对城市空间关系的政治理解都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显而易见的是,当今文化批评和文化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正是通过主张观察“社会象征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互动关系去揭示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方式,向列斐伏尔“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理论致敬的。

(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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