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客体导向本体论

“本体论（ontolgy）”——或更为准确地说，关于“being（是）”的“存在论”——是哲学的基本思想领地。从古希腊至今，在理性的诉求之下，哲学家们对事物的“是”是什么、怎么“是”进行的思考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本体论”领域。古代哲学中的存在论的唯实论和唯名论传统，在每个知识的时代中，都被重新表述。在18世纪以后，存在论问题在唯实论和唯名论的新的知识领形当中重新构筑自身。但其基本脉络大致有以下几种路向，基本上可以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总结的那样（“纯粹理性的历史”），从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存在论探究，必然地汇集到以主体认知条件和物自体现象关系的本体论探究上。时值20世纪存在论问题在新的语言哲学影响之下，很容易发展出“语言的存在论”以及分析哲学，由于这种向主体的“内转化”，这一路向主要对“是”的形式逻辑条件进行探究。但是，语言分析不能取代对“存在事实”的把握和探究。“客体导向本体论”作为延续传统哲学思考的一个思想路径，在语言转向的“是论”成为哲学主流的现代，已然有着其内在的紧迫性。

要在思维和观念中对存在的结构进行清理，18世纪以来立足于“主体”先验和经验条件清理的“观念论”传统的探索本然地遭遇着它的内在限制。我们说“内在限制”，是因为，早在近代“观念论”第一次发展的阶段，它自身已经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局限。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代表之一，在其《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y）中，就已经意识到，主体的认知条件和物自体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既不可能像康德所建构的那样是形式上的和静观的，也不可能像黑格尔所推论的那样，在精神（思维）上从“定在”出发，以辩证法的方式最终包容全部现实性。谢林从“观念论”的内在逻辑出发，走向了观念论的极限，认为思维的知识活动只有以客体为导向，也就是说，只有与自由生成着的客体的差异化运动形成“间性”、涉入其中并和这个运动同步，才能构成一种综合的理知活动。

谢林从观念论的以主体为导向的“本体论”走向以客体为导向的“本体论”，他所遵循的这条路径仿佛是在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走钢丝”。在一方面，谢林必须要让自己避免仅仅批判地提出客体事物的种种“概念”，所以他必须通过思维，并在思维中追随着客体的存在与变化的性状，从客体事物的“他性（Daß）”开始并最终在“观念”中形成可能的客体整体的“他性”的体系。但另一方，谢林还必须避免落入黑格尔的客观观念论的辩证法循环中，必须避免让他自己借以把握客体“他性”的“观念”成为某种目的论式的“意识的自我实现”。故此，谢林在走向客体的同时，将“观念”严格限定为与事物“同步”的这样一种“混沌无序”的展开过程，在这种观念运动中，“世界中的所有事物，正如我们现在所见，都遵循着自我呈现的永恒行动，它们每个个体都是尺度、秩序和形式；但基础毕竟仍是混沌无序（anachy），仿佛随时再次破碎似的；没有一处看上去像是有着原初的秩序和形式，相反，混沌无序就是秩序。这就是万物中的现实性基础的不可理解性，即那个不可分割的剩余（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它是永远最远地逃离理解力的东西，永恒地持留于地基。但理解力却在真正的意义上诞生于这非理解力的东西。”谢林的客体导向本体论的规划，最终要求观念与这个永恒变动的客体保持同一，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逻辑悖论：理解力活动变为非理解的活动本身，因为理解本身就是与混沌同步，并去达到“黑暗性”，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这种黑暗性，所有被造物都不可能具有现实性，毋宁说，这种黑暗性是它们必然的固有属性”。

从“观念”走出，进入“观念”与客体关联的“界面”上去“显现”客体的结构，这一“现象学”哲学步骤，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由胡塞尔率先开出的解决谢林难题的一个重要方案，也是“客体导向本体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一个重要发展环节。在现象学的“客体导向本体论”理论的谱系内，海德格尔的贡献无疑是深刻而全面的。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的解决办法是非常巧妙的。他在以“存在”取代“存在者”之后，让客体世界和主体的世界成为一个共“是”于“是”中的勾连整体，同时，任何一种从存在者（是者、是什么的东西）角度探问这个整体的理知活动都不再充分，因此必须上溯到一种更为本源的“是”的发生—经验结构之中。客体世界存有、主体生存，世界运行——所有的是和是者都处在“发生/自然”之中。因此，真正能探究客体或物的特性的，不是必然单维度的因而是“遮蔽性”的“认识”或“理解力”，而是能让客体事物的事物性结构得以敞开的某种经验活动。这种经验活动就是“艺术”。当然，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既不是具象艺术，也不是抽象艺术的实践，艺术的本质是“诗”，他自己明确说，“诗——艺术的本质——即对存在的奠基。而非对诸存在者的生产”。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是“poietic”一词的希腊本意，即“制作”。艺术的经验是让事物被制作的过程、客体成为事物的存在的过程重新被经验的过程。就此，他本人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举出的三个例子（农民鞋、希腊神庙、罗马喷泉诗）生动地说明了客体（大地）在与世界（人的生存化过程）争执中的感性显现的经验方式。艺术对事物的表象“制作”，而事物竭力“自持”并与人相争执，艺术品保留并让思者看到、感觉到这一“争执”。客体事物的特性，就在这争执中，以隐退和倏忽而逝的“自持”的方式呈现出来。(www.xing528.com)

但是，思想由客体“给予”的现象之思出发、以客体为导向地去思考整个本体论的可能的结构，也还意味着以全部的“肯定性”接受客体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客体导向本体论思考是拒斥的：他毕竟是从对技术的否定性解构角度去把握技术基座构成的客体之“是”的。因此，客体导向的本体论的“肯定性”诉求反倒是愈加迫切了。

晚近以来，如何从肯定性的角度，走向客体导向的本体论，是“思辨实在论”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存在”——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和客体对象存在者的存在——的紧迫性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更为突出了。新一代的“客体导向本体论”的哲学家们试图在谢林、海德格尔之后并通过他们来建立新的哲学思辨尝试。这从这些新哲学家们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来：伊安·汉密尔顿·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nt）著有《自然哲学：谢林之后》，格拉汉姆·哈尔曼（Graham Harman）著有《游击队形而上学：现象学与物的构作》，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著有《有限性之后：偶然的必然性论文集》（Après la finitude：Essai sur la necessité de la contingence）。尽管他们各自分别侧重于谢林、海德格尔或是费希特，但毕竟在有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被他们命名为“思辨的实在论”的客体导向本体论主张。总的来说，这种今天仍在对话中发展的哲学路径有以下几点特征：1.承认客体的事实性，这种事实性对人的意识来说是“自类无限”的偶然事件；2.思想必须以全部肯定性接受客体的事实性，这种事实性通过思想而表现为绝对的偶然性或偶然的必然性；3.为了谈论客体，必须创造新的唯名论方式即充分的思辨的方式。当然，思辨的实在论的这种哲学路径在今天还远没有取得像在“否定性”方向形成了充洽的思辨规范的海德格尔哲学那样的实绩，但他们的思想的确将“如何当代地思考客体”作为一个难题提了出来。

（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