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aporia），一个希腊古词，德里达以它的复数形式来呈现解构哲学的基本旨趣、哲学家的生存境界以及当代政治—伦理—文化的景观。从字面上说，这个词语的意思指“此路不通”，“进退两难”；从引申意义上说，它指“有悖常理”，“令人困惑”的逻辑或者现实。在汉语中这个词被翻译为“疑难”、“困境”、“僵局”、“悖论”等等。
早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 Ⅳ）中，这个词语就被用来表达“时间”的一种令人迷惑的性质，“时间”之中的“一点”既在又不在同一个空间，也就是说，“时间之点”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
《牛津英语词典》放弃了给“aporia”下清楚明白定义的努力，而是从16到17世纪流行的修辞学手册之中取来两个例子，以资证明这个词语所唤起的疑惑与不安。一个例子出自1589年普滕汉的《英语诗歌写作法则》:“绝境或者疑惑。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以简单朴素的言语来肯定或者否定某些事情时，总是明显地威胁和怀疑它们。”而另一段出现于1657年的话，虽然没有太多的道德意味，却同样地令人迷惑：“绝境是一种修辞方法，说话的人运用它来表示，他不知道从哪开始以及如何言说某些新奇而又含糊的东西。”从这两个示例看来，“绝境”不仅在西方传统修辞学体系之中占有了一个可疑的甚至险恶的位置，而且也远远比解构论修辞之中体现的那种不确定的用法具有更为丰富的暗示。
德里达一再对他自己的解构哲学执行自反批评，而终于发现他自己一直在“绝境”之中同“绝境”做不懈的斗争。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坚定不移地揭示的，就是一种常常将自己的文本活动迂回地潜入哲学的真理断言之中的修辞手法，以及它所产生的终极思想困境。通过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及其经典的解读，德里达概括地说，“绝境是一个显白的事实”（The aporetic is an exoteric），这么一个不争的事实统治着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圣贤。所有的哲学家，一方面都老实地承认，一个陷入绝境的断言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另一方面却又解构不了这个断言而不倦地予以重复。德里达推进海德格尔开辟的解构思路，特别指出从康德到黑格尔一脉哲学传统，所传承的唯一遗产就是“绝境”：“亚里士多德式绝境”，即“时间之点既在又不在”，被理解、被思考以及被消化在作为形而上学体系之集大成的“辩证法”之中，因此流俗的时间观便遮蔽了存在论界限之内的真理。
在解构哲学的解剖刀下，“绝境”是一切哲学思维之中普遍存在的“逻辑死角”，但同时也是无法按照正规逻辑来解决的“理论疑难”，因此，哲学不能不与之遭遇。与“绝境”不自觉地遭遇，哲学家就陷入了思维的“盲点”，这就是传统哲学之中发生的遮蔽存在真理的情形。与“绝境”自觉地遭遇，哲学思维就开始了解构的劳作，这就是德里达思想之中发生的与“绝境”抗争的情形。比如说，言语和文字之间的等级对立，就是由对立系统之内一个“绝境”来支撑的：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逻辑绝境，必须认为言语先于文字而存在；另一方面，若真正将言语和文字对立起来，就会必然陷入逻辑绝境。之所以可能认为文字在言语之后，仅仅是因为文字事实上在言语之前；反之亦然。于是，哲学就受到逻辑绝境永无止境的困扰，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开端，也找不到真正的结局。这一绝境被德里达推向了最普遍和最极端的形式，呈现在“延异”之中：“延异永远在差异之前”，但这并非表明谬论的最后解决或者绝境的真正克服。解构之所以是解构，就因为它自觉地遭遇这些“绝境”，冒险地跨越界限，到同一对立之外去追寻他者，追寻他者的语言。将哲学传统推到极限，让不为哲学家意识到的“绝境”成为“显白的绝境”，这就是解构哲学的基本旨趣。
解构，因此就是在“绝境”之中不断地越界——侵越界限、跨越界限以及超越界限。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灵系“思想之事”的哲学家，都可谓解构哲学家的先驱；发现绝境并在绝境之中朝未来奋勉，就成为哲学家的命运和境界。德里达——一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裔犹太人和一个在法国接受教育并献身于思想志业的学者，哲学家的命运和境界就本源地铭刻在他身心深处。命运注定了他要以穿越绝境作为自己的境界。他作为犹太人的后裔在西方世界的反犹意识形态的阴霾天空下度过了成长的岁月，这是他必须首先被动接受然后再主动抗争的第一层“绝境”。他在西方学术文化体制之下展开对这些体制的前提的质疑，还得使用这一体制所赋予的概念符号来完成思想的使命，这是他一直身陷其中的第二层“绝境”。法语不属于他的血脉，欧洲中心主义的信仰与他心灵深处渺远的弥赛亚记忆格格不入，但他只能用法语写作，并不能不成为“希腊—犹太—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嫡系传人，这是他无法拒绝的第三层“绝境”。在复数的绝境之中挣扎，就意味着要作为永恒的浪子，充满苦难意识地越界，即“在承认无限性割裂之中撕裂自己以趋向他者”。由此看来，作为哲学家的命运和境界的“绝境”，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对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激情，就是德里达解构精神的精粹。
比较直观地体现这种精神的，是解构的文学批评实践。德里达的朋友，耶鲁批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保罗·德曼曾经通过文学阅读演示了寓言与反讽、记述式陈述和践行式陈述、盲目与洞见之间复杂交织的“绝境”，从而揭露一切文本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以及自我解构的内在动力。德里达在追忆德曼和清理他的批评理论遗产时断言：“在绝境的疯狂之中，显现或映衬出理性之各种喻义”。对“绝境”的体验，给予了思想的道路，或者说许诺了思想的道路，激发了对尚不可思考的、未被思考的、甚至不可能思考的东西的可能性，包括“思考上帝”的可能性。所以，解构就是呼唤“越界”，越界“呼唤”，在“绝境”体验之中，呼唤他者和他者的语言。
“越界”，或者说积极流亡，或者主动被污染，或者激昂地寻求超越，就是解构哲学，以及一切哲学不得不领纳的神圣律令。说到“界限”，德里达说起码有三种不能轻易跨越但不得不跨越的“界限”。第一是把不同的地域、社区、民族、国家、语言以及文化区分开来的界限，而人类学和政治学就致力于研究这些界限。第二是哲学、人类学、神学等话语领域之间的分离和共享的边缘界限，或者说是理想的大学和完备的百科全书之中分门别类的知识学科之间的界限。第三是不同概念、不同术语之间的分界线。在侵越、跨越和超越这些界限而流亡的思考之中，可能遭遇到三种“绝境”。第一是界限两边没有通道，不可渗透，因此感觉到脚下无路。第二是根本就没有界限，界限尚不存在，界限不稳定，正如在家和不在家，和平与战争、敌人和朋友之间并不存在稳定不变的界限一样，因此而感觉到像在沙漠之中行走，无数道路之中却没有一条适合于自己的路。第三是对立的双方之间根本就没有通道、没有和解的可能以及没有彼此走近的步伐，因此感觉到被困在一些封闭的空间。从三种“界限”和三种“绝境”看来，“越界”既是“超越脚步”，又是“没有超越”。德里达将这两层意思结合在一个法文短句——“il y va d'un certain pas”——之中，以显示越界本身就是一种“绝境”。这种堪称经典的“绝境启示录”，回应着布朗肖“悬疑的脚步”（pas au-delà）——陷入空前“灾异”之中当代思想的巨大“绝境”。让-吕克·南希把当代思想的这种“绝境”描述为“非知主义”（agnosticism），即在绝对主义（神话）和相对主义（虚无）之间辗转反侧，留连盘桓。也就是说，不是信仰，也不是非信仰，而是对它们之可能性的追寻，才构成了意义缺席之世界的意义。“意义缺席”，是这个世界的唯一意义；“方向淹没”，是当今生命的唯一方向感。这就是“灾异”，这就是“绝境”。作为对当代思想绝境的回应，在1992年色雷斯—拉—萨拉（Cerisy-la-Sale）的一次以“越界”为中心议题的会议上，德里达说：“绝境，就是死亡，就是在真理的界限上绝望地期待。”(www.xing528.com)
“绝望地期待”什么？期待“死亡”。死亡在字面上是一种不可穿越的通道，因而成为典范的“绝境”。德里达质问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之中两个关于死亡的经典命题。一个命题是“无论如何，死亡在本质上是我的”，换句话说，死亡是每一个人自己必须亲自体验的，没有别人替代你的死亡。另一个命题是“死亡是此在纯粹不可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道无法通过却必须通过的绝境。在海德格尔的这两个命题里，起支撑作用的是“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对立。但在德里达看来，这种对立恰恰就是海德格尔死亡观最后陷入“绝境”的根源。第一，“本真”和“非本真”的对立肯定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人的介入以及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导致了主体性自身的破裂，他人的死亡构成了自己的死亡。这样，死亡事实上代表了人类主体性之中“最不本真的”东西。其次，生命与死亡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对立，因为死亡也不是生命终点上一个不可移动的界限，而是散播在整个生命过程之中。所以，“死亡”是一个“绝境”的典范，作为一个“终极的绝境”恰恰就是真正绝境的不可能性。因此，再次表明，“绝境”即在真理界限上绝望地期待。
通过发现绝境、与绝境抗争，以及将绝境作为哲学的命运与境界，德里达还以“绝境”作为一个开放的视角，来透视当今的伦理—政治—文化。与“绝境”相关的不只是死亡，而且还包括哀悼、宽恕、友善、义务，以及正义等一系列伦理—政治观念。成功的哀悼活动，应该是死者融入生者之中，永远拥有死者；但是，哀悼活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死者永远离开了生者，永远从生者的视野之中消失了。因此，哀悼总是一种“绝境”，一种面向他人消逝的空洞时空暗自神伤的“绝境”。“宽恕”，只是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而言才是“宽恕”，只有无条件的、不受时间约束的“宽恕”才是真正的宽恕。这种“宽恕”的权利不属于人，而只属于上帝，因此“宽恕”也是一个“绝境”，一个把经受了暴力和苦难世纪折磨的人类留在绝望之中等待的“绝境”。“友善”只有在主人和客人明确区分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德里达说应该超越地域、血缘、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界限而追求“无条件的友善”。显然，这种“友善”已经逾越了犹太—希腊—基督教文化界限，甚至逾越了三大唯一神信仰之源——“亚伯拉罕精神”，而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一种“没有宗教性的宗教”。在这个关于“友善”的“绝境”当中，经受了暴力和苦难世纪折磨的人类终于被许诺了一线被救赎的希望。
而这种无条件的“友善”暗含着一种“义务”，一种超越了与权利对等的义务的“义务”。在“海湾战争”期间，当德里达以“绝境”为视角对欧洲的政治—伦理展开反思时，就提出了这种超越界限约束的“义务”。德里达没有在“权利”和“义务”的辩证法之间规定这种“义务”，而是将它看作是在各种彼此交织的“绝境”之中生成的政治—伦理。他说，这是一种“独特的义务”，反复地无止境地自我增殖，自我分裂，自我矛盾，而永远不至于维持同一；总之，这是一种“独一无二”、“双重约束”以及“负载过度”的政治—伦理律令。说它独一无二，是因为这种“义务”仅仅生成于西方政治文化的脉络之中，跨越这一界限可能产生绝对风险。说它“双重约束”，是因为这种“义务”在两个对立的向度上延伸，它既要尊重差异、习俗、独特性和少数人的法则，又要尊重形式法则的普遍适应性和多数人的法则；它既要忠实于欧洲人的传统和记忆，又要培育对传统记忆的批判品格。说它“负载过度”，是因为它必须超越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条件，承负过度的义务，并因此而成为没有法则、没有规范以及没有亏欠的义务。这种独一无二、双重约束以及负载过度的义务显然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一种“绝境”，而迷恋于这种“绝境”恰恰就是解构的激情以及伦理—政治蕴含。
与此同时，这种“绝境”也呈现在解构的“正义”之中。通过追溯“正义”到希腊词源，德里达发现，“正义”（δικε）的原始含义并不是和谐，而是冲突，不在自我之中，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通过将“正义”与“法律”比较，德里达发现法律可以解构，而“正义不可解构”，不可解构的正义恰恰构成解构的条件。因此，“正义”也必定超越于法律之外，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体验，一种招致绝境的体验。“解构就是正义”，但这是一个以肯定方式表述的否定陈述——意思是说，“正义”是绝境，解构就是在绝境之中追寻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对立、悖论、疑难、困惑、矛盾是绝对没有最后解决的。
当下，用汉语来言说“解构”，我们必然也是在“绝境”之中挣扎：跨越、侵越和超越民族、国家、语言、学科以及概念、话语之间的界限，艰难地接近一个不可接近的他人，费力地言说一种不可言说的他人的语言。
（胡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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