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一词来自希腊文“Hermenia”，即为宙斯传递消息的神。因此，这门学科最初是一种有关宗教和经典文献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又译作诠释学或释义学。早期的解释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法律所进行的法学解释，另一种是对圣经和经典文献的神学和文献学解释。在17世纪，圣经学研究学者汤恩豪塞尔出版了《圣经解释学或圣经文献解释方法》一书，从这部书开始，“解释学”一词才得以第一次正式使用。但直到18世纪为止，从语文学（philology）和神学成长起来的解释学，作为一个学科仍是零散的，只服务于说教的目的。直到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才把解释学作为文化科学的方法论加以特别的研究，使解释学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从而摆脱了一切教义的偶然和武断的因素。基于深入研究柏拉图和圣经新约的独特体验，施莱尔马赫强调解释学首先应该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即寻求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理解，以便揭示那些活在文本作者心中的原则或者观念；而解释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误解，正确理解在字里行间中表达出来的作者的原意。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进一步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狄尔泰的观点是解释的对象主要是人类生活和历史的过程，而不只是考证和注释，所以首先要对生活和历史本身进行探索。他还将解释学当作重视作者的原本创作过程、同时为人文科学提供一个客观性基础的方法论；当然这种基础还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所谓“客观性”基础。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创立的传统解释学，将理解当作认知的一个辅助手段，并将解释学本身当作一种技巧而非哲学来看待，因此人们也称传统解释学为“狭义解释学”。
解释学在20世纪完成了一种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学不再是研究我们怎样理解本文、历史或人物传记，而是领悟只有通过理解才能存在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理解是“此在”存在的方式，作为存在的人的本质就是理解活动，人是通过理解而存在的。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哲学框架内，理解被视为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或者与世界相连的“此在”的各种可能性的抛投。对海氏来说，解释学在看待人类生存时，就如同看待“类似文本者”；或者说，我们要揭示人类生存这个充满意义的文本。以这种方式，解释学成为哲学本身。解释学的循环也就涉及解释缘在的存在，而不仅是澄清文本字面的语义。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关于理解或领悟的看法基础上，发展出来一般解释学或“广义解释学”，也被称为“哲学解释学”。他认为理解不只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其目的也不仅仅为了制定一组解释规则。理解或领悟应被视为人类生存状态的基本特点，因此，解释学是存在论的而不是方法论的，其目标应是去揭示各种理解现象所依据的基本条件。人文科学的对象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又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属于历史，历史语境主导了我们理解的方向。在人文科学中要求独立于历史主体的客观性是不得要领的，因为所有理解一定会带有历史性的偏见，绝不会是纯客观的。没有任何解释可能是最终性的，理解是在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不断游动。伽达默尔在《真理和方法》中得出如下结论：“因此，这里展示的解释学不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而是试图超出这些学科方法论的自我意识，去理解人文科学到底是什么，以及什么将它们与我们对于世界的总体经验联系起来。”(www.xing528.com)
利科的哲学解释学试图把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他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对神话、梦、想象、符号、叙事和思想体系的分析来展开的。解释学揭示了我们如何束缚于前意义的存在论，解释学也证明了前理解先于任何认识论的范畴。我们应该从存在论的层面来提出解释，而这又只能通过对语言、神话、意识形态和无意识的分析来达到。哲学解释学的任务在于提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将为各种解释学的范围确定一个理论的界限，以便对各种冲突的解释进行仲裁。利科的解释学把人本主义哲学、心理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等理论融合在一起，他尤其强调语言的存在论地位，认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乃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我们所能认识的世界只能是语言的世界。正因为人和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语言的，因此，解释学不仅被当作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且也被当作哲学的一个普遍方法。解释学已成为20世纪的主要哲学思潮之一，它对当代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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