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解构

解构，是德里达创制的哲学之简明称谓。在“结构”之前加上一个否定式前缀“de”，意思是“反对结构”或者“解除结构”，这清楚地表明了“解构”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反转关系，又暗示着所谓“解构”就是通过对结构主义的反思批判从而置疑和颠覆西方形而上学及其文化传统。

“解构”的直接渊源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战略。海德格尔呼唤一种追寻“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论”（Ontology,又译“本体论”或者“存有论”）来终结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同时发展了“消解”（Abbau, Destruktion）概念，将一切现存的形而上学概念（如“存在”，“时间”，“言语”以及“死亡”等等）提交给“存在论”的法庭来进行哲学的审判。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领悟“存在之意义”的地平线是“此在”，而“此在”作为历史的存在又负载着诸种前定理解，这些前定理解构成了对“此在”的遮蔽。因此，“消解”就是通过彻底的现象学还原，揭开积累在“此在”之上的种种遮蔽物，而让“此在”作为“存在”的先决条件澄明起来。德里达借取了海德格尔的“消解”战略，但他既剔除了后者的过时的浪漫悲情，又淡化了其建构“基础存在论”的使命感，从而将消解的哲学转化为解构的思想，把建构的战略转化为解构的策略。解构的目标，与海德格尔消解的目标一样，是形而上学传统之中的“绝对”。但在德里达眼里，解构的目标更为具体，那就是隐含在形而上学经典文本之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还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同样支持把“存在”混同于“存在者”，把“存在者”确定为“在场”，因此没有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将海德格尔的思想激进化，德里达为自己的“解构”确立的使命，是开始拆毁所有源于“逻各斯”的“意义的意义”。

“解构”为德里达创设，但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亦不缺乏其先行的踪迹。在古代智术师（Sophists）和善辩者（Rhetors）那里，一切常识、一切规范和一切信仰都受到了他们诡异的思维方式和圆滑的言辞的冲击，甚至连像柏拉图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们也必须花相当的力气来整饬他们对思想和学术造成的混乱。近代“怀疑论”简直就是根本无法预防也不可能被根治的恶疾，“无论人们怎样祛除，这种疾病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回到我们身上”（大卫·休谟语）。康德创立批判哲学的根本宗旨，就是要防止人类理性的“僭妄”和“滥用”，从而为之立法为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复杂的思想渊流之中，传统话语、意义、权力以及表达这些东西的语言统统受到了质疑，而隐含在现代性启蒙神话和思辨神话之中的文化预设也遭到了全面拒绝。德里达处身在后现代思想的巨大漩流之中，延续着古代智者、近代怀疑论以及批判哲学的脉息，回应当今时代的喧嚣的杂语，以“解构”来反省和置疑西方哲学文化之中已成定论和既成定势的观念与方法。因此，“解构”既是理论又是实践，其思想的旨趣在于给这些已成定论和既成定势的观念与方法布施解毒药，从而激起对于约定俗成的关于语言、经验以及规范的人类交流模式的怀疑。

德里达被迫在多个场合表明，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给“解构”下一个经济的定义，那就是“一种语言以上”（plus d'une langue）。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哪里就有“解构”。最让人关注、忧心的是，在唯一的语言之下，多样的语言和异质性遭到吞噬，遭到灭杀，以及贫困化。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几千年的努力就在于寻找“唯一的语言”，就在于建构“通天塔”，就在于用“在场”、“逻各斯”、“本质”、“超验能指”来照亮思想的世界，而这就是“光的暴力”、“形而上学的暴力”。“解构”就是要和“唯一的词语”抗争，这就体现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抗争之中，体现在对表音文字以及整个语音书写的置疑之中。与这些抗争与置疑相伴，是德里达对于“书”的模式、“书”的历史模式，即对于某种以圣经或者百科全书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封闭之整体的怀疑。与“唯一的词语”抗争，就意味着“解构”是一种呼唤“他者”、追寻“他者”、倾听“他者语言”以及“回答他者呼唤”的姿态。置疑“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意味着通过书写，即“延异”和“散播”，同一切以形而上学、辩证法和存在论为象征的封闭体系决裂。为了思想之故，必须将“一种语言以上”即语言的异质性解放出来。

因此，“解构”就是主动地成为“既成”（ready made）信仰的反题。而只要人们接受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基本概念，这些“既成”信仰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信仰包括：

哲学和文学以及文学文类之间判然有别；真实与虚构属于不同的世界；记述的言语与践行的言语有根本的差别；一切文本和一切言语都有意义，哲学家和批评家都必须追寻这些意义。德里达认为，这些传统的信仰最后都归结为“唯一的语言”，一套整体封闭的“独一无二”的词汇；而追寻“唯一的语言”的探索，则是西方哲学作了三千年的“还乡梦”：追求破译，梦想破译某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或者源头。与这种梦想相反，“解构”则希望远离真理与源头，以游戏的方式超越人、人文主义、人的存在、形而上学和存在神学的历史，使历史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向差异、向他者敞开。(www.xing528.com)

当“解构”自觉地成为一切“既成”信仰的反题之时，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否定的思想，或者更糟糕的是一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反，“解构”是一种实在地发生的事件，是一种肯定的思想，是一种对“他者”有所承诺和负担责任的姿态。首先，“解构”是以最忠实和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概念的结构和谱系，从哲学概念的无法命名和无法定性的外部，去确定被历史遮蔽的“他者”的声音，被压制的“启示”腔调。倾听和回应“他者”，接纳和领悟“启示”，这就是“解构”的责任，“解构的伦理”，“解构的宗教”。其次，要真正倾听和回应“他者”，就必须同时说几种语言，或者同时写作多个文本，甚至进行“修辞总动员”，以隐喻、象征、双关、戏仿、异文以及新造词语等游而戏之的方式运用语言，来逃避“唯一语言”的暴力，走出一种文化的囚笼。最后，要真正避免“唯一语言”的暴力，就必须彻底地“避免以言行事”。“解构”对于语言的这种不信任的姿态，直接地体现在“无始无终”的书写之中。“书写”，就是从语言之中解放出被言语压制的文字及其生命力，任其超越文体、法则、风格以及规范而自我散播。德里达自己写作的《丧钟》，就是这种同时运用几种语言同时生产几个文本的“无始无终”的书写；在这里，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之总体象征的黑格尔以及作为感性造反之标本的热奈（Genet）同时被戏仿，决裂了西方传统哲学确立的可理解性界限。

“解构”，时而被目为“无害但也无聊的学术游戏”，时而被宣判为“恐怖主义杀手”，时而被当作绝望的虚无主义而横遭贬斥，但这些说法都离题万里。比利时裔的美国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说，“解构”是一个事实。因为“修辞”总在破坏“逻辑”，“不可阅读性”恰恰就是文本存在的合法理由，所以，一切文本在阅读之前就自动“解构”了。德曼青年时代为纳粹报纸撰稿的劣迹被公布于世之时，人们将海德格尔、德曼以及德里达一并予以谴责，断定“解构”的游戏姿态居心叵测，其中隐含着“非道德主义”。在追悼德曼的时刻，德里达带着铭心刻骨的伤痛和悲情描述了“解构”就是“绝境”，德曼的“不可阅读性的寓言”就是对“绝境”的体验，即在思想被困，前途无路的时刻“给出或许诺对道路的思考，激发思考尚不可思考的或未被思考的、甚至不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简单地说，“解构”就是一种主动受难的激情，对不可能之可能性的激情。这是一切有良心的哲人注定必须追求的命运与境界。

“解构”不是打亮手电照别人，而是将犀利的眼光投向自己的内在深处。“解构”也意味着自觉的自我“解构”。所以，越到晚年，德里达越是深化自己的“解构”意识。不过，他显然从海德格尔退回到胡塞尔，希望“解构”成为激进化的“现象学还原”。通过对恐怖主义、流氓国家、“9·11”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暴力现象的反省，他把当今世界骚动不安的秩序框架追溯到了三大唯一神信仰的根源——亚伯拉罕精神。亚伯拉罕所象征的“宽容”是“有条件的宽容”，而这种“有条件的宽容”正如建立于血缘、地域、民族、国家之上的“博爱（兄弟关系）”一样，都是导致暴力和冲突的根源。如此无情的揭蔽，德里达有理由让人相信“解构就是未来的民主”，“无宗教的宗教”以及“无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在后现代地平线内展开思考并推进“解构”的法国哲学家南希（Jean-Luc Nancy）和马利昂（Jean-Luc Marion），以及他们所显示的哲学动向，备受德里达关注。在德里达看来，南希对“基督教（身体）的解构”，马利昂向“纯粹给予性的还原”，都不外乎是穿越犹太—希腊—基督教文化传统，去思考甚至触摸在今天仍然支配着整个欧洲文化的基督教身体，清除这身体之上过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从而暴露出福音书体验的源始信息——纯粹的给予。在这个意义上，“解构”再次被理解为一种责任，一种对责任的承诺。

（胡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