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后频频出现于当下哲学和政治讨论中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一词，可以看作是由“加速”这一概念拓展到政治实践领域的一种前卫政治的代称。“加速”原用于描述今天种种与现代性相关的现象：它指涉近年来在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接连发生的种种变迁，特别强调的是技术的转向及其节奏。指出社会病状，是当下社会哲学的一个核心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会形成加速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加速主义来说，社会加速就是现代化的核心过程。加速，尤其是科学技术领域的加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息息相关。
加速主义并非凭空而来，在20世纪初未来主义的技术崇拜中就能看到加速主义的萌芽。未来主义乌托邦式地崇拜技术，狂飙突进地讴歌速度、赞美变革，匍匐于一切颠覆性的力量。意大利未来主义对技术的毁灭性力量进行审美化，毫不犹豫地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俄国未来主义全心全意支持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投入了共产主义革命。但是，技术并不必然会自动地克服社会矛盾。加速主义之所以要加速，就是要通过加速赢得社会斗争。加速主义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1967年的科幻小说《光明王》（Lord of Light, 1967）中，泽拉兹尼把一群企图通过改变社会对技术的态度从而改变社会的革命者称为“加速主义者”。本杰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则借用泽拉兹尼小说中“加速主义”这一说法来批判这种思潮。
加速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华威大学，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的华威大学哲学系成为加速主义的大本营。加速主义研究者普遍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思想的影响，包括鲍德里亚、利奥塔、德勒兹和瓜塔里等法国哲学家都注意到了技术加速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种种张力。加速主义吸收了马克思和当代法国理论中的批判思路，同时吸取了未来主义盲目崇拜技术的历史教训，资本主义和技术成为加速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加速主义认为技术加速是瓦解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应该对这种加速不断进行加速。在这一加速主义的语境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恰好契合技术加速的需要。同时，加速主义认为通过政治管控限制技术发展是不可取的。政治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资本主义走向末路的进程，而且技术本身有其自主发展的节律。加速主义开启了一场关于未来、技术、政治和资本的历史对话。
2013年，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台上发表了《加速主义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这一宣言的批判焦点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已不能解决全球文明所面临的灾难，资本主义对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桎梏；传统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技术生产力发展相互掣肘的政治局面既无所察觉也无能为力。对技术极为推崇的加速主义无法简单地被归属到左或右的传统意识形态之中，但加速主义内部因其理论倾向和革命主张不同，可以分为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两大阵营。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所发表的《加速主义宣言》发展了马克思的加速批判思路，吸收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差异哲学，将加速主义左翼化，形成了左翼加速主义。宣言中所批判的传统意义上的加速主义，如今被看作一种右翼思想。也就是说，《加速主义宣言》实际上是一篇“左翼加速主义宣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华威大学为中心而形成的加速主义思潮则被视为右翼加速主义。
左翼加速主义与右翼加速主义在对待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关系上截然相反，他们认为以兰德为代表的右翼思想混淆了速度（speed）和加速（acceleration）的概念，资本主义不是真正加速的代表，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速度不可能产生全球变革，而只会陷入全球危机。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技术在“解域化”，另一方面它也在“再结域化”，资本的流动一方面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寻求垄断增强竞争力也限制了技术的加速。“加速”是在资本主义建构的参数内运行，这种“加速”必然会优先制度的发展从而限制技术生产力的变革。奈格里（Antonio Negri）说“生产力必须与资本主义造成的阻塞反向运动，只有通过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技术革命的追求（尽管这将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才能彻底颠覆阶级关系”。左翼加速主义预设了资本主义的末日将在资本内部的演化中到来，不加控制的技术加速将会导致资本流动的脱缰，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和阶级关系。同时，左翼加速主义认为其犹如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提出的“共鸣”思想（个体的节律与社会加速的节奏相和谐），根本摆脱不了加速社会的异化，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实现社会加速的加速。左翼加速主义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一切科学技术，力图突破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极限，使资本主义在加速社会的加速循环中停摆，而促使全球化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www.xing528.com)
左翼加速主义同时批判了左翼政治的组织形式。政治操控在现代的古典时期和现代早期可以推动社会变迁，但在如今的加速社会，无法与“加速”同步的政治干预已然成为社会整体进步的桎梏。《加速主义宣言》开篇语是“加速主义推动的是一个更为现代化的未来，一个新自由主义内绝对无法形成的另类现代性”。宣言提出了当下全球文明所面临的新灾难，而这些新灾难的导火索正是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契机，是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资本利润率的大幅下降，而新自由主义重新将经济活动的中心回放到资本利润率和资本家的回报上。全球化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新自由主义变革的主要内容。全球化的组织形式带来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还带来了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资源枯竭和经济体系的崩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左翼加速主义批判的靶心，就是由于新自由主义为变革所做的种种承诺都变成了其诱发的种种社会危机。新自由主义针对上一轮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所建立的新秩序，实际上修复了最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表达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愿望。
左翼加速主义对于技术的看法，不同于未来主义狂飙突进的技术乌托邦，也不同于右翼加速主义试图通过技术自主加速从而颠覆资本主义的理想，而是要达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实践。首先，左翼加速主义要掌握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按照后资本主义的目标建立新的“智识平台”，打破资本主义对各种话语体系和物质平台的垄断。其次，要构建一种多元化而非集体化的民主想象，不能只依靠过程性的民主（投票、协商、集会等），而是要重视由资金建立起来的有效政治基础。最后，要进行大范围的媒体改革、新的无产阶级力量的重构、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模式的重建，三者应该相辅相成。
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公正和不正当的体系，一个阻碍进步的体系。而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一系列理论差异的分水岭就在于，二者对于资本主义灭亡路径的设想与实践的不同。右翼加速主义仅依靠资本主义内部的技术加速，促使资本流动脱缰，促进资本主义的内爆。而左翼加速主义则要从意识形态、民主进程、政治经济模型、阶级权力等方面进行多元化的重构，从而促进技术生产力的最大化发展，形成真正的加速，重建一种已被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摧毁的未来。
（董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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