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时，为“货币”赋予了现代社会动力学的地位。世界市场中货币的流通不断地在资本积累规律之下加速，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的巨轮一刻不息地运转，使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共产党宣言》）；货币的流通在瓦解一切的过程中，却让货币本身“不朽”，让它“替代一切”的神奇力量得到加强、稳固和永恒化——货币的交换能力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神话：“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绝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了有形的神明。
熟悉马克思的人们一定对“货币哲学”的提出者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的思想路径不会陌生。如果说，成熟期的马克思进入了科学性的“《资本论》时期”之后就放弃了对现代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的话，那么西美尔则一直在早期马克思涉及而未深入的这一个理论方向继续走了下去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论域——“货币哲学”。严格地说，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的对象并非货币流通规律，而是“货币”对“时代精神”塑造的效果，因而是一种“货币文化哲学”。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和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中，西美尔细致地呈现了无人格性和无色彩性而又能无限地人格化、带上一切可能的色彩的货币的一系列矛盾作用。货币让一切事物都有了价值尺度，但却使事物的内在价值无可挽回地丧失，当千差万别的事物“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货币从一种获得使用价值的手段转而变为目的本身，“大多数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在追逐利益的涌动洪流中，人自身的目的淹没不见了；货币把共同体整合成总体的社会，“以致今天我可以待在柏林，接受来自美国的铁路、挪威抵押款和非洲金矿的收入”，但也正是在这一进步中，人与人的关系被货币中介“匿名化”了，个体与这个中介的关系越紧密，就与活生生的他人的关系越疏远，“最遥远的东西离人近了，付出的代价是原初和人亲近的东西越来越遥不可及”，最致命的结果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日益冷漠（《货币哲学》）；最终，货币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在人与人自身之间、在人与作为人的创造物社会和文化之间造成了巨大的距离，并使“距离感”成为现代生活中最主要的感觉形式。这种“距离感”虽然无可挽回地使个体心灵陷入孤独进而陷于迟钝和萎缩，但它又是一种“保护”，“种种关系的金钱性——要么公开的，要么以上千种形式隐藏起来——在人与人之间塞入了一种无形的、发挥作用的距离，它对我们文化生活中过分的拥堵挤迫和摩擦是一种内在的保护与协调”——“若无这层心理上的距离，大都市交往的彼此拥挤和杂乱无序简直不堪忍受”（《货币哲学》）。
“货币哲学”这种把现代性当作心理主义并根据内在生活反应来体验和解释世界的方法论，并非西美尔所独有。19世纪末期在德语文化世界精英圈子中，这种心理体验方式是切入现代性“文化生命”的普遍方法。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就在“梦意识形式”和“醒时意识形式”之间的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以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现代感觉形式越来越具有“被动感知”、“远逝感”、“飞离感”、“梦意识形式”的特征；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认识论元批判中这样描述主体的感知特征：“现在因混乱而堕落为精神的唯一担当者，在主体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无法测度的现实领域。被投射到了空洞时空的冰冷无限性之中后，主体发现自己面对着已被剥去了一切意义的物质。”不难发现，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经过克拉格斯和克拉考尔对瓦尔特·本雅明产生了影响。当本雅明像个都市浪子一样用文字收集奢华舒适、时尚、广告、卖淫、厌倦等各种“光怪陆离”（phantasmagoria）的现代现象的时候，他恰恰是在反讽地用同样碎片化的“经验”反映出这个时代的“贫乏”。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在本雅明那里体现出巨大的方法论意义，而它所蕴含的对货币异化作用的批判，则是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的“门与桥”（《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这扇门、这座桥使卢卡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公诸于世的时候便以和青年马克思的思路几乎相同的方式，以“异化”、“物化”为中心概念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秘密了。可以说，西美尔“货币哲学”无论从方法上还是内容上都为20世纪现象学社会学、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蔚为大观的学术流派提供了持续的营养和理论资源。(www.xing528.com)
（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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