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杂性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混杂性或杂糅性一词从词源上来讲指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指的是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杂交，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之间的混杂，典型的例子有西印度群岛流行的法语或西班牙语与其他当地语言混杂的克里奥尔语（Creole），以及在东南亚一带流行使用的英、汉混杂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等等。在当今的跨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混杂性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汇，这不仅仅是因为混杂性可以消除各种等级制严格的界限与桎梏，而且因其可以在混杂相交的地带生成多力抗衡的空间。

追根寻源，混杂性这个概念在后一个意义上的发展得益于以下一些文学、文化理论家的贡献。首先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其《对话的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1981）一书中，巴赫金指出：“混杂性是在同一种语言的限度内所表达的两种话语的混杂，是时代、社会差别和一些其他因素分割开来、在同一种表述中相遇的两种不同的语言意识。”他十分强调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语言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疆界，不可忽视的恰恰是语境的作用。他认为两种语言或发声的区别只有在同一个语句结构中才能存在和显现，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同一语境中是互动的，既强调融合的一面又强调差异的一面。在政治话语中，他提倡的混杂性是一种“众声喧哗”式的、多声部相互交融的混声合唱，而不是与之相对的单声部、权威性的独白，或“一言堂”式的官方话语。混杂性的渗透对官方话语的权威性无疑起到了消解的作用，二者相互依存又互相制约，维持着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动态的稳定与平衡。巴赫金关于含混性的观点当然和他著名的“狂欢化理论”在精神实质上不无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开启了混杂性这个概念的后现代性的一面。

近年来，使混杂性一词在当代文学、文化批评话语中成为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的是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和比尔·阿什克劳夫特（Bill Ashcroft）等人。巴巴率先将混杂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论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之中。他对于混杂性一词的定义建立在他借自拉康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模拟”和德里达的“带有差异的重复”概念的基础上。他认为模拟是一种复杂、含混、矛盾的表现形式，它的目的并不是追求与背景相和谐，而是要像变色龙一样，依照外界环境的需要变化自己的肤色，或者像战争中的伪装术一样，依照斑驳的背景将自己变得不纯而斑杂，从而在隐蔽中保护自己，并力求利用这个优势威胁敌人。在后殖民研究中，巴巴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与压迫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单向运作，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交织、难以严格划界和区分的。被殖民者通过“带有差异的重复”的模拟殖民话语，使之变得不纯，从而进一步解构、颠覆殖民话语。巴巴还特别强调了被殖民者的能动性（agency），认为唯有混杂的状态才能使能动性成为可能。虽然殖民者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使被殖民者失去了他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身份，但这种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殖民地本土话语的影响，这种含混、矛盾并且模棱两可的状态形成了巴巴所称的“第三空间”。这个空间消除了所谓“本真性”、“本质性”这些意义的权威性，而且开启了创造、生成新意义的可能性。它一方面证实了殖民话语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被殖民者从边缘向中心的移动在殖民话语中间撕开裂缝。

除霍米·巴巴之外，其他几位后殖民理论家也对混杂性的概念做了说明与补充。比尔·阿什克劳夫特等人对混杂性的解释更加具体，他认为混杂性是“由殖民行为所带来的两种文化接触地带所产生的跨文化形式”。他们将混杂性比作植物的杂交，是两个品种之间嫁接或异花受粉所生成的第三种或杂交品种。它破除了生物意义上高贵的“纯种”和低劣的“杂种”之间的差别。在后殖民理论的话语中，混杂现象既不完全属于殖民者一方，也不完全属于被殖民者一方，而是两种文化身份之间的一个“他者”。罗伯特·杨也指出，混杂性一方面重复现有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在殖民压迫下又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在实践上，混杂性就犹如“克里奥化”（Creolization）一样，以新形成的文化来抵抗旧的文化，并不断创造出不稳定的文化形态，即异质的、不连续的、革命性的文化形态。简单地说，他认为混杂性就是在重复中改变，在改变中重复。不难看出，以上后殖民理论家对于混杂性的阐述从理论上挑战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在种族和文化上显示出的多元化趋势和离散化的全球新景象作出了理论上的探索。(www.xing528.com)

后殖民理论家对混杂性的阐释在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理论的第二次浪潮中得到了学术界很多学者的认同，但同时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学者认为巴巴等人以上的观点有些过于乐观，其理论性大大超过了实践性，因而有些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嫌疑。他们认为被殖民者或第三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阻挡殖民者或第一世界强势文化的入侵，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迅猛推进的今天，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发生碰撞的机会变得更多。而当两者混合之后，弱势文化胜算的机会并不很大。很可能它会被强势文化所淹没，根本无力找到抵抗的余地和空间。这些批评是我们在谈论含混性一词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陆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