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互文性

“互文性”有时候也称之为“文本间性”，在辞源上，拉丁语的“intertexto”和后来英语的“intertexture”应该是其前身，具有“编织、交织、混合、编制物”等意思，是一个与纺织有关的术语。而“互文性”作为一个特殊的文论术语则是西方当代文艺思想的产物，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一般认为，这一具有特定理论内涵的术语是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词语，对话与小说》（Word, Dialogue, andNovel, 1967）这篇文章中较为明确地提出，其后随罗兰·巴特对文本问题的讨论而广泛传播，成为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等当代文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总体上讲，“互文性”打破了对于文学文本性质的传统看法，从文本的生产和文本的消费两个方向强调了某一具体文本同其外部各种因素的所有复杂性联系，使传统眼光中确定的、明晰的和封闭的文本走向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开放性空间。“互文性”最大限度地容纳了那些容易被传统文本观念所忽略的隐含性的非稳定因素。某种意义上说，与传统文学研究那种趋于简约化的文学创作论、本质论以及文学批评论相反，“互文性”概念是对文学作品这一复杂的现实存在的原态还原。

实际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正是通过法国有名的前卫杂志《泰凯尔》（Tel Quel）而正式出现的。“泰凯尔”即具有“原样”、“原态”的意思，围绕在这个刊物周围的作家包括福柯、拉康、德里达、巴特等也被称为“原样派”。从符号学的基础出发，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总是某种表达，因此类似于能指，例如具体作品中的字词。而字词的意义本身不是确定的，在文学中尤其如此，它的指向是各种影响因素在文本空间中相互交织的产物。文本也同样，它至少是两个方向的交织品：从横向看，文本的所指受到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性决定；从纵向看，文本中字词的选择和意义的生产又总是同此前的、已先期存在的各种文本或者与它同时存在的各种文本材料相关联，即文本的产生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的其他文本材料基础之上。因此，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不仅仅是指那种可以进行求证的某一具体文本与其余文本的关系，例如典故、引文、改编、回忆等等关系，而是包含了与赋予其意义的各种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的整体性关系。不仅如此，克里斯蒂娃还把文本的不确定性因素推进到潜意识水平。她根据拉康的主体形成的“镜像阶段”和“符号（象征）阶段”的划分，把创作主体也区分为“前符号的”（the symiotic）和“符号性的”（the symbolic），与之关联的语言结构就形成了深层和表层两个文本层次，“前符号的”主体与潜意识语言结构相关，其表述形成深层文本；“符号性的”主体与表层的、经过历史文化规范后的语言结构相关，其表述形成表层文本。因此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本也因为创作主体的双重性而成为两种文本“互文”后的产物。

“互文性”概念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针对当时的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把文本当作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力图把文学批评客观化、科学化的化约主义倾向。但是“互文性”概念这个批判性武器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认为文学作品并非是某种独断性的“创造”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T. S.艾略特。他认为，诗人的个性不在于他的创新，也不在于他的模仿，而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在《圣林》（The Sacred Wood, 1920）一书中，他认为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艾略特还把传统看成是一个前无起始、后无终结的整体，任何个别的文本都是这个传统链条中的一个部分。

艾略特的观点突破了传统文学批评关注作者背景的狭隘路子，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突出了传统的作用，已经具有“互文性”观念的影子，但艾略特关注的主要是文学本身的传统。巴赫金的“对话理论”（dialogism）、“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复调”等概念进一步把文本话语的阐释同隐含在文本表述中的“他者”，即对话者联系起来，即任何表述都隐含一个对话者，这个对话者不只是被动的“听”，同时也在以自己的声音影响对方的表述，其中包含了“独白”中的自我对话。而“狂欢化”（the carnival-ization）概念则意味着把某一表述同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其余表意实践汇集在了一起。由于“表述”本身是文化结构中各种表意实践的产物，因此巴赫金的理论实际上把“互文性”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历史文化背景。

克里斯蒂娃正是在对巴赫金理论的理解与阐释基础上，把“互文性”的核心因素从“表述”推进到了符号语义层面，同时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那种超出文化阐释范围、但又与文化阐释相关的“前符号”文本，从而把“互文性”范围从历史文化背景扩展到生命本能和原始积淀。(www.xing528.com)

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传播和影响，与她的老师罗兰·巴特的赞赏和进一步研究分不开。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也是巴特转向后期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影响因素，使得“互文性”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更明确地融合在了一起。由于“互文性”成为文本生产的主要特征，与之形成互文关系的其他表意文本成为某一具体文本的真正原材料和动力，作者在赋予文本所指方面就不再拥有特权，他仅仅是一个场所，但与符号在场上的穿梭运动无关，因此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的命题。在此基础上，巴特把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提供的不确定性空间锁定在文本消费方面，放大了读者在互文性中的作用。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生产具有参与权与自由活动的合法性，在这种意义上，读者是文本的写作者，而现实意义上的作者实际上也就是这种读者，他只是对前文本或者潜文本的阅读和继续写作。这种因为“互文性”而具有可写性的艺术文本也被他称之为“可写文本”（the writerly text）。

把“互文性”理论所认为的文本不确定性提高到哲学高度的当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互文性主要指某一文本与此文本之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性特征，德里达用“延异”概念来进行描述，即差异和延迟关系。这种关系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具有，而且是人类意识和意义形成的根本性关系，对应于全称意义上的大文本和大书写。不仅如此，由于这种互文性关系或延异关系的存在，德里达进一步强化了所有表意实践中意义的不确定性：从生产的角度，他称之为“起源的缺席”，我们所称之为“意义”的东西，不过是某些暂时存在的关于起源的“踪迹”；而从消费的角度，由于起源（意义）的缺席，因此剩下的只能是“能指的游戏”。从逻辑上看，“互文性”理论的广度、深度和它具有的批判力，都在解构主义中得到了极端体现，这应该是互文性理论空间走得最远的地方。

就具体实践而言，“互文性”理论今天已经应用于各种意义的生产领域，它面向一个大写的文化文本，成为文化研究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之一。

（李应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