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

后殖民/后殖民主义可以说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概念。就所谓时间问题而言，不确切的年代划分是后殖民主义的特点之一，因为确切的年代划分恰恰是后殖民主义所抵制的本质主义的方法；就所谓地域而言，后殖民主义把移民殖民地、非移民殖民地以及美国国内的有色人种全都囊括了进来，这样，被殖民者占领过的国家和未被殖民者占领过的国家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就被忽略掉了；从所谓论题而言，后殖民主义广泛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后殖民主义，既不能把它看成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理论教条——因为这一概念常常变动不居，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和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看成可以任意切割的分析结构，因为显然，围绕着后殖民主义展开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并没有真正地分裂成为一系列互不相容甚至相互对抗的活动。事实上，与其说后殖民主义是一系列理论和教义的策源地，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或者“理论批评策略的集合体”。在其中，所有的话语实践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各种后果”。

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所展开的话语场的一些基本特点：一、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这里的差异主要是指原宗主国与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同于殖民主义时期的复杂关系。二、后殖民主义特别倚重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关系的学说。按照这一学说，世界上的一切“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较量。三、后殖民主义否认一切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认为一切主导叙事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任务。与此相关联，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的质疑和批判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四、后殖民主义对全部的“基础的”历史写作予以否定，认为一种基础的视角总是通过假设一种“同一性”而压制了“异质性”。这样，后殖民主义既拒绝了资本主义这一“基础的范畴”，也否定了作为一个范畴的“第三世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构。五、后殖民主义把批评的注意力由“民族起源”（national origin）转向“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它的着眼点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六、总体而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从而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后殖民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黑人思想家赛萨尔（Aime Cesaire）、詹姆斯（C. L. R. James）、法侬（Frantz Fanon）等。法侬等人的贡献至少包括：关注非欧洲文化自身的价值和本质，揭示欧洲文明和殖民主义的关系，批判二元对立思想，强调本质特征的建构性，对民族主义的反思等等。而出版于1978年的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则被公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论著”，直接开创了后殖民领域。在《东方主义》一书中，通过将文化和政治两个知识领域联系起来，赛义德对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通过对东方主义历史的系统梳理，以及对潜在的东方主义和显在的东方主义的富于启发性的区分，赛义德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通过使东方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东方主义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也就是说，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在其以《东方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赛义德对于东方主义话语的质疑，对于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共谋关系的研究，对于批评的世俗性本质的探讨，都为后来者的论战开辟了战场。尤其是，赛义德对“霸权”理论和“话语”理论的调和，对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重新反思，对“差异的经验”和“混杂的文化”的细微体验，对“对位阅读法”的精心应用，对知识分子“流亡”与“立场”的思考，都赋予所研究的问题以新的视角、新的内涵和新的生长点。(www.xing528.com)

由于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其各位主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论辩性的，而且是对抗性的。在此，我们只能粗线条地加以描绘。第一，由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这是后殖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一般被看作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像赛义德一样，斯皮瓦克关注帝国主义施加于被殖民国家的“认识论暴力”。但是，就方法论而言，她更多地吸取了德里达；就研究对象而言，则更多地偏重于女性主义。而在霍米·巴巴的理论背景中，拉康显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赛义德不同，巴巴强调的是殖民权力和殖民话语中的矛盾与冲突，而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最终导致了殖民的和新殖民的权威的颠覆。第二，以莫汉蒂（Chandra Mohanty）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这一流派的理论家以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境遇为切入点，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展开批评。第三，以詹穆罕默德（Abdul JanMohamed）、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为代表的“少数派话语”及内部殖民主义。“少数派话语”及内部殖民主义标志着在理论话语范围内再次把社会性区别作为一种差异范畴。第四，以阿赫默德（Aijaz Ahmad）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常常被划归到后殖民主义的阵营，阿赫默德对后殖民主义更多的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他甚至认为，后殖民主义简直就是西方历史上想要主宰世界的权力欲望在当今时代的一种新的表达。另外，还有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帕里（Benita Parry）、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蒂芬（Helen Tiffin）、德里克（Arif Dirlik）、麦肯齐（John Mackenzie）等学者也广泛地参与到后殖民话语场的喧哗与骚动中来，他们更多地持一种反调之声，从自己的立场对后殖民主义展开批判。

需要强调的是，在向西方中心、向统治话语发起挑战的时候，后殖民主义的主将们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既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内，也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外，而是与它保持着一种切线关系：因其固有的东方民族血统，他们在西方总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而当他们来到东方时，却又无法摆脱他们所深陷其中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得，后殖民理论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尴尬。这其实也是后殖民话语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而有关后殖民主义的是是非非、成败得失几乎都与这一点脱不开干系。

（张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