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文化研究关键词

一般认为，后人类一词最早见于19世纪末俄国神秘学家布拉瓦斯基（H. P. Blav-atsky）《秘密教义》书里提出的人类演化理论中对某种哺乳动物的命名。1977年，随着哈桑（Ihab Hassan）提出，后人类主义必将影响我们的文化，并由风靡一时变为持久的文化潜力，“过去五百年的人文主义历史可能行将就木，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恐怕只能见证人文主义转化为后人类的必然趋势”，后人类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上展开，诸多学者亦纷纷表示，当代早已步入后人类时代了。

然而，作为概念的“后人类”的内涵及其背后的学术立场，却是众说纷纭、复杂多元。随着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人类身体成为后人类主义最先攻破的堡垒：巴克特曼（Scott Bukatman）认为人类的身体不再贮藏灵魂，而是成为生活科技跨越界面的元素——赛博格（cyborg）；哈博斯坦姆和利文斯顿（Judith Halberstam& Ira Liv-ingston）更进一步，直言后现代躯体是科技的肉身、怪异的身体。人类身体不再属于人族，而是成为后人类动物园的一部分；帕博瑞尔（Robert Pepperel）在《后人类境况》（The Post-human Condition, 1995）中，直接将人类描述为点对点的数据信息集合，观看者可以在电脑荧幕中，将这些点组合成人的脸及其影像。格拉汉姆（Elaine L. Graham）甚至断言，在21世纪之前，结合人类特性与机器能力的后人类才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学者们还认为，不仅人类身体在技术影响下变异，人类种族特性也随之改变。罗登（David Roden）在《后人类生活》（Posthuman Life, 2015）中提出现代人类的后代有可能经历技术变革，从而不再是人类，而是“非人”。上述各学说仿佛印证了福柯曾经的喟叹——人不过是发明之物罢了。

这些后人类时代离身性（disembodiment）的表现意味着意识脱离肉体、信息逐渐实体化，19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人文话语因之遭遇挑战。海勒（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1999）这部后人类奠基之作中，将有限性看作人类的一种状态，她认为，人的生命根植于复杂多样的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因而倡导在日益虚拟化的时代谋求具身性（embodiment），并强调人与环境的融合。不难看出，海勒遵循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的根本前提“生命系统在有机组织的边界内运行”，认同在人类的生命机体与外部世界之间有着预设的、无可抹去的边界。对此，克拉克（Andy Clark）评说生物自我和技术世界之间的边界事实上从来不是牢不可破的，海勒的人文主义的基本预设——坚固清晰的主体边界注定不过是理论虚构罢了。边界的打破、越界因此也被看作后人类主义诸多阵营唯一可以共享的话题。

波斯卓姆（Nick Bostrom）等人持有使用基因技术等手段改造人类生物局限性的技术进步论观点。他认为后人类是人类极致的强化，将后人类看作超越人类身体束缚的类乌托邦实践。这种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超人类主义”或“跨人类主义”观，坚持在人类主体性概念下增强人类身体与精神各方面的能力，比如基因筛选过滤掉遗传疾病与某些人种特性。然而，仅靠技术增能而没有相应的社会建构和生命道德观念与之配合，这种科技拜物教观点不过是启蒙思想的“人本主义”激进版变形，遭到保守阵营学者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的批评，后者声称要守住人性的底线——“人性为我们作为物种的经验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而福山所谓的人性，在迈特卡夫（Stephan Metcalf）看来，又不过是自由人文主义者（西方男性白人霸权者）的修辞，本不存在坚守的必要。安塞尔—皮尔森（Keith Ansell-Pearson）甚至放言“本来就没有人性这一词语……有关人类超越的期待不过是一场梦，甚至是噩梦”。在众声喧哗的后人类思想场域中，充满这种A的反对者并不必然主张非A的情况，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难以对后人类主义诸论争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

许多学者不约而同、或隐或显地将传统人类主体边缘化。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后人类》（The Posthuman）一书基于德勒兹的生成理论，将物质性作为连接万物网络的基本媒介——“物质与文化之间，和技术中介之间都不是辩证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伴连续的关系”。她认为主体不再指向一个既定的位置（意识—大脑），不再预设一个先天的本质（理性—自由），甚至也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种群（人—类），而是被纳入万物网络不断重新编织的时空过程。拉茨基（R. I . Rutsky）也认为在后现代技术文化业已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时代，不如放弃人类主体的固定身份，不必谋求控制地位，加入异常复杂的关系网、承认我们自身已经拥有的他异性，建构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主体身份。(www.xing528.com)

然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主体的控制地位并不能轻易交出。资本全球化批评者山姆·威姆斯特（Sam Whimster）曾说过“人文科学要么变得非人性，要么虽然人文但不科学”。一味相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以自动地带来美好世界、或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本身是社会危机的源头，都是危险且不可理喻的。随着人工智能进入市场与生产领域，金融资本开始追求摆脱对劳动的管理，以便轻松获取剩余价值。同时，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媒介的发展呼唤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的新型政治空间，而这并非仅靠新技术和普遍智力协作就能实现。如果简单将这种新的人机关系转译、还原为固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简单延续未经改造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仍然坚信技术问题可以随着技术发展解决，那就是忘记控制论（cybernetics）之父诺伯特·维纳（Nobert Wiener）使用“cyber”（意为舵手）这一词根的真实意图——凸显人类的主体性掌控地位。

综上，术语“后人类”含混多义，涉及后人类、后人文、反人文、反人道等内涵，研究领域则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难怪沃尔夫（Cary Wolfe）在《何为后人类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中感叹，“最近，这个术语越来越带着彼此差异乃至往往相互抵牾的意义出现”。在中文语境中，“posthumanism”如今越来越多地被翻译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其最早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内涵逐渐被淡忘。这或许是因为前者能够直面技术时代的风险与挑战，并对未来进行积极的思考，而后者执着于反思历史性的人类本质，无力解决现实人类生存中的各种困境。的确，思考后人类问题更需要着眼于当下的现状，一如哈拉维在《祸福与共》（Staying with Trouble, 2016）导言中所说，人类纪、克鲁苏纪的词根“纪”（cene）就是当下之意。学者们对后人类的所有思考应该致力于解释当下后人类时代的巨变过程中涌现的问题，在这一时代完成之前，我们无法回答，究竟后人类最终是有机生命（碳基生命）向无机生命（硅基生命）的过渡？还是固有人类的延续——在这种延续中，失效的只是既有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

2018年，布拉伊多蒂编撰了《后人类词典》（Posthuman Glossary），该书显出对后人类理论的总结回顾之势，同时也揭示“后人类主义”这一理论术语的过渡性。她提醒我们，后人类理论建构不应该单单满足于从后人类开始，并止步于此。也许是对她此言的呼应，曾试图以“赛博格”来建立人与机器联系的哈拉维也已弃用该词，转而用“同伴物种”摆脱后人类主义的思考视角。如果说，消解及如何消解人类这一物种的中心地位可以视为后人类思想一贯的重要立场，那么，消解乃至完全忽视人类物种可以视为后—后人类思考的方向。在这一思想场域里，思辨实在论者已作出开拓性探索：科布鲁克（Colebrook 2014）强调灭绝主题——“没有我们的世界”“没有人类的自然”——对于哲学思索的重要，并以此“打开一个绝对陌异的他者与未来，并以此推动后人类思索的思想实验”。

（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