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提出的概念,他的一些基本思想也出现在这个概念中。在巴塔耶看来,存在着两种消费模式:一种是生产性的消费,就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消费就是为了更大的占有和积累;另一种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它和那种积累式的功利主义消费法则相对。这种消费就是耗费,它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费模式,也就是说,它之所以消费,并不是为了产生事后的积累效应,并非抱有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它的目的就是自身,就是为了消费而消费,而从不进行利弊权衡。因而,它的基本品质就是彻头彻尾的缺失(loss)。通常的耗费形式包括:奢华、奇观的展示、哀悼、战争、宗教膜拜、豪华墓碑的建造、游戏、艺术、非生育性的反常性行为等等。
巴塔耶受到了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一书的影响而提出耗费这一概念。莫斯指出,北美印第安人的夸富宴(potlatch)是古代交换的典范形式。夸富宴通常发生在节日中,是在公开场合的赠礼。这种赠礼是财富的转让和缺失形式,赠礼者通过慷慨的赠予和大度的缺失来获得荣光,同时也使受赠者蒙羞。受赠者为了回应赠礼者的挑战,为了抵消对方带侮辱的财富的耗费性炫耀,它也要进行同样的财富损耗来回击对方,来博得声名。这样,夸富宴的表现形式就是赠礼和收礼的双方展开一场耗费大战,展开一场财富的毁坏竞技。在这场竞技中,首领甚至可以通过杀害奴隶、烧毁村庄、抛洒钱币来让对手蒙羞。在此,毁坏和缺失成为财富的功能性要求,财富的运作根本不是通过贪婪攫取的方式来实施的,相反,“财富完全转向了缺失,仅仅通过缺失,荣誉和辉煌才和财富相连”。这样,在最初的社会交换中,财富听凭这样一种需求:无限缺失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财富的耗费,连同耗费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奢华、过量、放纵——人的这些内心经验——是慢慢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和吝啬中消逝的。在资产阶级那里,保存代替了耗费,占有代替了缺失,积累代替了废弃,吝啬代替了慷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肮脏嘴脸”,同时也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铁一般的法则——巴塔耶对此耿耿于怀。因为,经济如果没有纯粹的耗费形式,而只是单纯的生产性积累的话,整个世界的能量链条就将崩断。因此,应该倡导一种耗费经济,也就是巴塔耶所说的普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地球上的能量被看作是一个关系性的整体,其中一些能量的损耗并不要求回报。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光,是太阳。巴塔耶发现,太阳在本质上是一切财富的起源,太阳总是没有回报地放射和耗费能量,它是普遍经济的典范表现,太阳的“辐射使地球表面产生过量的能量。但是,首先,生物接受了这种能量并在它所可能企及的空间界限内将能量积聚起来,然后,它对这种能量进行放射或耗费,但是,在释放较大份额的能量之前,生物已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能量来促进它的生长。只是在增长不再可能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能量浪费。因此,真正的过量是个体或集体达到其增长极限时才开始的”。这个时候,耗费、奢华和慷慨就应该出现了,利润应该被挥霍,过量能量应该被驱散,利益应该化为灰烬。这成为普遍经济的规律性行为。无限的生产、增长和积累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生物生命所需的能量是有限的,也因为地球固定的空间和能量对增长构成了限制,局部性的增长只能对另一个局部构成压力,这就会导致失去平衡的危险。“如果系统不再增长,或者这种剩余能量不能完全在系统增长中被吸收,它就必定会毫无利润地丧失;它应当被花费,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是以光荣的方式还是以惨败的方式。”对增长的无止境的追求最后可能导致防不胜防的悲剧性耗费——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生命和财富的悲剧性耗费,即以“惨败的方式”所进行的耗费。这,恰恰是工业理性经济盲目增长的恶果。耗费没有及时地实施,它就会断然地通过战争的方式残酷地爆发。因此,为了避免盲目的增长信念所引发的耗费悲剧,巴塔耶试图设想并不完善的解决答案,他当然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时刻,有一种“光荣”的耗费,它不求回报,慷慨地将财富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犹如太阳的照射从来没有要求返归一样。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富国,要避免危险,就应该将部分财富拱手让给贫困的印度。能量不可能永远服务于增长,服务于生产性扩张的有限经济,相反,它应该在普遍经济中,在整个地球的空间内被权衡,这样,剩余的能量和过量的财富应当摆脱生产性目的而被花费,应当消耗在自身的领域中而不屈从于外在的目标。
巴塔耶提出的耗费概念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提出了主体的思维形式。如果耗费经济的特点是纯粹缺失的话,那么,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主体经验同样也是缺失的。巴塔耶相信,主体埋藏的心理内容就是他的经济实践方式。积累、占有、盘算的经济活动对应于理性的主体经验,或者说,(理性)主体的日常实践是有目的的生产性经济活动。因此,在巴塔耶这里,对理性、主体和有限经济的批判是统一的。它们恰好构成了世俗世界的整体:在这个世俗世界中,主体在反复盘算和谋划,这是他的理性推论活动,这一活动直接表现为现实的有限经济生产,即一种占有性的目的论实践。这样的主体是一种没有主权的主体,也就是说,主体总是针对着外在的对象目标并为之绞尽脑汁,逻辑性的有序线路完全铺设在主体经验中,它不是在自身的领域中任意起舞,而是在规划的轨道中小心翼翼地前行。与此相反,耗费表明了另一种主体的心理经验,缺失的经验。一种无的经验,一种非理性的震撼经验。巴塔耶在献祭中发现了这种经验:献祭是纯粹的耗费,但是,在杀死祭物的同时,主体在一瞬间被缺失感所震撼,一下子失去了理性,并深陷入无的震撼中。这就是巴塔耶所说的内心体验。(www.xing528.com)
这样的有限经济实践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的主体,当知识在推论、在对未来的结果进行估算、在为这个结果处心积虑地寻求通途时,它和有限经济实践毫无二致。知识同样是在时间中展开,为了未来而漠视当下时刻,它同样灌注着谋划的品质。这样的知识借助语言而进行,语言既是时间性的——它让知识在时间中穿行,同时也是铭刻性的——它让知识得以记载、明晰和具体化,让知识得以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和语言都是理性主体的自然而默契的功能。而非知识呢?“非知识的道路是最空洞的无意义之物”,它能交流狂喜,难以捉摸的狂喜。知识主体或有限经济主体——这样的世俗主体必须打破,逻辑性的谋划线路必须断裂,目的论的践行必须拆毁,只有这样,神圣的内心体验才能流溢而出,人所固有的整体性要求——既是对原初混沌世界的乡愁式怀念,也是对神的世界的无保留认同——才能获得满足。
(汪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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