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决定：文化研究关键词

该词原本是精神分析术语。在弗洛伊德那里，过度决定（überdetermination）被用来描述形象对梦思的表现机制，这些形象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可以把一组梦思凝缩在一个单独的形象中，可以将心理能量从极为潜在的思想转化为无关的形象。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创造性地借用“过度决定”来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社会整体构成”公式。这个公式众所周知，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阿尔都塞认为，以往对该公式的各种阐释或多或少都是“还原主义”的。最典型的阐释就是“经济主义”的方法。这种“经济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每个社会形态当中的“社会意识、法、宗教、道德、艺术等等意识形态形式”的内在形成“动机”，都可以在该社会当中主导的经济动机当中找到解释。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还原主义”的解释方式不外乎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颠倒。在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当中，社会总体虽然表现为市民社会、国家、宗教、艺术、哲学等等，但始终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体”，都可以还原成这一总体的简单决定因素，即“绝对精神”，所有表现不外乎“绝对精神”在异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不管是何种物质的或经济的规定、何种政治制度、何种宗教形式、何种艺术形式或哲学形式，都不过是概念在一定的历史环节上在自身中的现实存在”（Reading Capital）。因此，社会意识各层面与作为绝对原因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只是简单的“决定”关系，是受思辨的而非现实的“表现性因果律”（expressive causality）支配的决定关系。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非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绝非用“经济决定因素”替换“绝对精神”的决定因素，而是通过对“过度决定”的“结构因果律”（structural causality）的发现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决裂（For Marx）。在阿尔都塞的理论语境之中，“过度决定”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理论要件。

首先，“过度决定”的社会形态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基本层面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由这三个层面构成的社会形态的“外在表现”：“在每个社会形态内部，不平衡不仅以简单的外在形式而出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而且以社会总体的每个因素、每个矛盾的有机内在形式而出现。”（For Marx）

其次，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三个层面构成社会的方式，并非是由其中一个单一层面“统合”在一起的，相反，每个社会层面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律，毋宁说它们是以结构的方式“链接”在一起的。这一“整体的结构”是“分层次的有机整体的结构”。(www.xing528.com)

再次，社会形态整体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共同作用的效果（即“过度决定”）的结果，该效果“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层面”决定的。这是理解“过度决定”的关键之点。这一点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决定”因素并非某一单一层面，而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间的特殊关系。如果分解开来看，这种说法或许要好理解一些：理论上这些层面有自己的“节律”，但实际上它们总是处于“结构之中”，因此各个层面间相对提前或滞后的节律要“汇合”成一种“节律”。经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诸形式的促进或制约，政治受到经济、意识形态诸形式的影响，而意识形态诸形式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政治和经济对自身的作用，总之，每个层面都“移置”、“凝缩”其他层面的一般状况。另外一方面，社会构成诸层面的总体关系“配置”，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主导结构虽然是固定的，但结构中各矛盾的地位却在变化：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For Marx）。阿尔都塞常常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为其观点提供支持：“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有时是“政治关系”决定社会形态的主导关系（如革命），有时是“意识形态生产”在与其他社会层面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如作为思想运动的启蒙，同时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和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关键运动）。但是，归根到底，哪一种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经济层面矛盾汇合的总“形势”。总之，“过度决定”用关系因素取代了决定论的单维决定因素，用“结构模型”取代了“线性模型”。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过度决定了社会整体，而且社会整体本身也同时过度决定着这三个构成层面，过度决定着它们的配置关系。

过度决定概念及其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几个理论效果。一则，尽管阿尔都塞一再强调“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但实际上他的结构因果性过度决定，使得“意识形态”生产层面变成了影响整个社会结构配置的重要一环，因为在“结构”中，“意识形态”生产总是“移置”着经济、政治层面的矛盾并对后者产生“作用效果”。再则，过度决定理论隐含了一个更大的理论命题，即“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正如历史本身不是由“经济”单维决定的一样，它也不是由人的反思的“实践”单维决定的，历史—社会整体在其现实性上是“无中心的结构”：“因为有哥白尼，我们才知道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马克思我们才知道人的主体以及经济、政治或者哲学的自我不是历史的‘中心’——而且甚至和启蒙时期的哲学与黑格尔的说法相反，历史没有‘中心’，只有一种结构，它没有必然的‘中心’，除非是在意识形态当中。”（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the Other Essays）毋庸置疑，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概念的这些理论效果，在当代文学批评及文化批评理论中是十分明显的。其一，按照“过度决定”的理论，文学文本生产以及广义的社会文本的生产本身就隶属于一般意识形态形式生产，也移置着“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状况。这一理论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话语斗争”诸理论思潮。其二，过度决定理论所包含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命题，也为“批评科学”和批评家宣布作家意识对文本不享有“统治权”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作家只是意识形态实践场域中的一个承担者，一个当事人，他只是“社会无意识”表达自身的一种工具；福柯的“作家死了”正是这一理论的后现代版本；最终，文学艺术文本、广义社会文本作为由社会整体“过度决定”了的症状性文本，有待于批评家把其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用科学的语言表述出来，揭示症状所指向的社会整体内部主导矛盾和社会整体现实。

（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