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指出，新教伦理强调勤俭和刻苦等职业道德，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拯救。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指出，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启蒙精神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理性精神，其目的就是确立人对自然界的优越地位和无限统治权，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自身解放。启蒙精神作为工具理性，认为科学和知识是万能的，文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依靠科学技术本身就能得以解决。然而，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的确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赢得了人类对自然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致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
首先，工具理性已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成为统治形式本身。从根本上讲，工具理性是一种技术理性，现代化资本主义将大规模的工业研究和科学技术综合为一个系统，这使得科学失去了独立性，转而成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它渗透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对人进行全面的统治、控制以及把控。正如马尔库塞所说，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所实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未被公认的支配形式，科技的工具理性化的结果为一般既存体制的支配机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理性化进程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政治管理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社会进入到了被技术理性严格统治和支配的历史阶段，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技术官僚的出现，在后工业化时代，一切社会问题都被转化成了由专家来处理的技术性问题，技术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技术化约、统摄和统治了一切。这种变化增强了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对其他人的统治能力，一般公民顶多只能在不同技术专家与官僚的决策方案中作别无选择的选择。科学技术的统治代替了过去的政治统治，这种支配方式的正当性基础是人们相信科学、技术是解决这个世界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万能的，而科学技术专家和官僚则是工具理性的代言人，因而科学技术成为统治合理性的坚实基石。这种统治不再表现为政治强制，而表现为科学和正义。这种意识再加上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手段，工具理性便成为一种最不明显，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具渗透力、更具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这种隐蔽的、不具意识形态表象的意识形态往往以专横、独断，但看起来“理性”的姿态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中，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统治，有效地支配着民众，它使理性从人的解放力量转变成为人的解放的桎梏。
其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造成了民众的生存困境，使人物化或异化，使人性逐渐丧失。社会的模式化和齐一化把人当作社会大机器中随时可以替换的零部件，科学定量化抹杀了所有事物的质，将之视为无差别和可置换的量。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工具越来越复杂化和精确化，而人越来越沦为被机器操纵的对象。工具理性只关心实用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由此人由主体而变成了客体，人变成了金钱、机器和商品的奴隶，由目的而转变成了手段。也就是说，人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成为墨守成规的执行者，其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被悄悄地攫夺了，其作为个体的自主性、独创性、想象力也大为缩减。工具理性的发展、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工人成为一种畸形物，随着专门化，或者说分工的越来越精细，人成为一种局部的人，片面的人，他们不可能整体地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也就失去了革命的主体性和反抗精神。也就是说，当技术和知识扩展到人的思想和活动范围时，人失去了超越纬度和批判纬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总之，与工具理性相伴随的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完全失落。(www.xing528.com)
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统治而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工具理性始终是其批判所指向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韦伯之后，卢卡奇将工具理性批判引向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又把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扩大到对人类文明史的批判，马尔库塞等也都对工具理性有过论述。总之，综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愈演愈烈，这本身就说明了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上，工具理性这一概念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
（何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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