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汉语中的革命一词由来已久，《周易》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就是改变，“命”即天命。古人认为王者受天命，革命便是王者易姓、改朝换代的变动。我们近代以来的革命观却主要源于西方。

在西方世界，革命的定义有很多种。罗伯特森（David Robertson）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政治系统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不仅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布，还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戈德斯通（J . A. Goldstone）强调，革命包括三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国家崩溃、对中央权力的夺取和建立新制度。卡尔弗特（Peter Calvert）则认为有三种定义模型，即自由主义的、功能主义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它们提取的革命特征中有四个共同点：突发性、暴力性、统治集团的更替和变革。

就术语而论，英文中的“revolution”（革命）源于拉丁文“绕转”（revolvere）一词，“revolvere”亦被用于天文学，在晚期拉丁文中，由其衍生的“revolutio”指行星在天球的带动下旋转。占星家却从这种循环中发现了玄机，认为行星到达某个特定位置时，命运会突然有变。15世纪末意大利人将该词引入政治领域，指统治者被暴力突然推翻。1662年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用“revolution”说明英王查理二世的复位。其后，1688年的政变被称为“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表明该词的用法已被英语世界接受，而真正赋予该词现代意义的是法国大革命。

虽然耳熟能详的革命术语是近代的产物，但对作为社会政治现象的革命本身的探讨却由来已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论政体时就对作为政体更替环节的革命有过分析。柏拉图认为政体的更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渐次堕落过程，其主要原因是公民的品质败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革命并非必然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正义或平等原则遭到违背。进入罗马时期，人们感兴趣的是革命的合理性而不是发生的原因。波里比阿（Polybius）认为革命就是对正义和秩序的恢复。李维（Titus Livius）将罗马从王政到共和的革命解释为有德行的罗马人对高傲者塔克文（Tarquinius）暴虐统治的胜利。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世俗观念中，人民虽有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又强调教会成员对世俗秩序甚至对暴君都要服从，世俗的日耳曼传统对统治的合法性也缺乏明确具体的界定，所以这一时期关于革命的认识实际上相当保守。近代早期，鼓吹君权的思想家用各种方式否定革命。霍布斯以危言耸听的口气宣称革命带来的祸害远甚于任何政府。不过，与霍布斯同样持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学说的洛克（John Locke）则将两学说引入对革命合理性的论证，他指出政府如果损害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人民无法以合法的方式纠正政府的错误时，人民的反抗就是合理的。洛克对“革命权”的论证为18世纪的启蒙学者所继承，并成为1776年北美殖民地《独立宣言》的理论基础。

大致从18世纪初开始，作为术语的革命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在17世纪末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它的定义是“新的统治者或政治组织通过武力取代旧的统治”。到了18世纪中叶，革命的含义包括：在动乱和剧变后恢复政府秩序、参与政府以及建立更文明的社会等内容。最终，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西方世界铸造了一个崭新的革命概念。革命是与旧世界彻底决裂，是开创一个全新的社会、开创一个实践“人民主权”的新时代，是普天之下最正当、最神圣的事物。革命一词也焕然一新，代表着新生、文明和进步。“法国革命的参与者是历史上第一批敢于公开把自己所从事的斗争称为‘革命’的人。”随法国革命而起的“革命崇拜”遂成为现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潮流。19世纪，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大大推进了人们对革命的认识，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看到了自由的独特价值，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eille）则提醒大众：革命往往增强而非削弱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这一时期革命论的最大发展。同时，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又将革命术语推广，以“工业革命”来概括方兴未艾的技术革新。

20世纪出现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对革命的认识，从世纪之初的心理分析到前期的革命的“自然史”理论，再到“二战”后现代化理论的革命分析以及后现代的革命论，可谓潮起潮涌。如果从认识方法的角度归类，20世纪的革命认识大致可作如下区分：一、历史比较分析，是影响最大的流派，通过对近代以来革命的比较，概括革命的周期、道路和结构性原因等因素。代表有布林顿（Crane Brinton）、邓恩（John Dunn）、摩尔（Barrington Moore）、斯考克波尔（Theada Skocpol），其中斯考克波尔反对唯意志论的革命理论，认为革命仅是结构主义条件下的偶然产物。二、心理学解释，是20世纪最早出现的流派，主要考察革命中群体及个人的心理趋势。弗洛伊德认为革命中的群众行为是缺乏理性的，他们跟随领袖人物，意在将自己从深深的软弱和愤懑中解脱出来。勒庞（Gustave Le Bon）从群体心理概念出发，将群众暴力视为大众迷失方向和非理性的结果。格尔（Ted Robert Gurr）在《人们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中提出了关于政治暴力的综合理论，他认为集体利益满足上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错位所产生的张力导致了暴力倾向。三、社会学解释，主要是功能主义的分析，认为革命就是多重功能紊乱加催化剂的结果，包括爱德华兹（Ly-ford P. Edwards）、佩蒂（George Sawyer Pettee）和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等人的研究。约翰逊认为社会不平衡导致的功能紊乱、精英的不妥协是革命的必要条件，而革命的充分条件是能充当“官能障碍加速器”的任何一个事件。四、政治学的解释，主要是政治冲突理论，将冲突视为革命的基本原因。蒂利（Charles Tily）是该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未经组织的个人不可能发动革命，革命是在权力的竞争者或竞争者联盟显示他们拥有满足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的资源，而政府军队没有镇压反抗者的能力或意愿时发生的。此外，20世纪对革命的认识还包括以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代表的将革命视为建立自由事业的哲学分析。

不过，上述分析对20世纪最著名的两场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来说总有些力有未逮，这两场革命都是在同一个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对它们的认识首先还是应该回到这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革命理论中。

在唯物史观中，革命是指社会革命。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关键环节，是进步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毛泽东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www.xing528.com)

根据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社会革命可分为三种类型：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奴隶暴动附属于该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包括农民起义；无产阶级革命，包括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前两类革命都是不同的私有制之间和不同的剥削形式之间的转换，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革命，是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表明，建设社会主义，非一朝一夕之功，革命成功之后还要经历长期的变革。

唯物史观认为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演变的必然结果，其最深刻的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就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旧的上层建筑却要压制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由此形成革命的客观形势：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不过，此时还需具备革命的主观条件，革命才会发生。这包括：

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形成领导核心，能够聚集起足以摧毁反动统治的革命力量。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建立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主观条件成熟的关键步骤。

要以革命的方式解放生产力就必须瓦解旧的上层建筑，其首要任务就是夺取国家政权。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由于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革命的阶级夺取政权的行动必然遭到暴力镇压，革命的阶级也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因此，暴力革命是革命的基本形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对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它不仅要用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还要用暴力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唯物史观并不排除在阶级力量对比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革命有采取和平形式的可能。革命的道路则更加具体多样。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城市武装起义”的十月革命道路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都是富有创见的胜利之路。

马克思用十分形象的话概括了革命的作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解放生产力，确立新的生产关系，带动人类社会完成社会形态的梯级更替，直至进入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阶段。革命能激发起人民群众巨大的革命热情。在列宁看来，群众的创造性“在革命旋风时期要比在所谓的安定宁静的（牛车似的）历史进步时期强烈、丰富、有效千百万倍”。因此，革命是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

（王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