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

“分裂分析”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与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在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提出的后结构主义重要概念，其前缀“schiz-”，既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又指更具哲学普遍意义的裂变、划分、生成的过程，标示着德勒兹与加塔利拆解总体化思想的特征。分裂分析是一种从唯物论和“反俄狄浦斯”视角出发的身体政治学研究，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层次分析、游牧论、微观政治学、实用论、多元性、无器官身体等重要概念精神相通，互相呼应。

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倡以后结构主义的“分裂分析”替代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一切欲望皆属于社会而不囿于家庭。他们把精神分析，尤其是其中标志性的“俄狄浦斯情结”，视为一种总体化的阐释和归纳模式，它如同频道，把欲望纳入适于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中。而“分裂分析则聚焦于亚个体的身体诸部分与超个体的社会联系，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领域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欲望生产领域”。他们质疑精神分析关于里比多与匮缺论之间的关系，反思超越家庭的欲望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相，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他们所倡导的分裂分析把欲望（精神分析）与劳动（政治经济学）两个体系转换成为“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的概念，否定了从柏拉图以来（包括弗洛伊德和拉康在内）将欲望视为“lack”（此词具有“匮缺”与“需要”双重含义）的概念，把欲望看成是第一重要的生产力，认为无意识欲望是一种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一种“欲望机器”。在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经典理论相关的方面，德勒兹和加塔利把欲望视为基础的一部分，而不是上层建筑。分裂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利奥塔所说的“里比多经济学”结合，拒绝承认两者中任何一者有优先权。在分裂分析的理论视域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强化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马克思则反对将社会与个人分离。德勒兹和加塔利则通过分裂分析的“欲望生产”，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的鸿沟加以弥合，《反俄狄浦斯》的核心章节区分了精神压抑与社会压制，将弗洛伊德历史化。分裂分析并不是回归弗洛伊德或马克思，而是尼采式地注重关系之中的差异因素、多样性、机遇与生成，以无羁之“流”取代索绪尔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能指霸权的一种积极、革命的逃逸线。可以说，分裂分析既是认识论—心理学批评，也是社会历史批评。

就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的思路与方法而言，社会压制与个体心理压抑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社会压制的形式决定了心理压抑的形式，两者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之说显得褊狭、武断。对分裂分析而言，“精神分裂症”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病状或精神错乱，而是指在由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分裂式的动力学力量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机构（包括精神病院、精神分析和核心家庭等等的结构）之间的不协调状态。因此之故，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皆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作为副标题。在此意义上，无法再以单纯而狭隘的心理学维度或个人疾患来界说“精神分裂症”，而应将其作为一种过程或动态，并且将其置入宏阔的社会历史视域。

“分裂分析”具有“唯物论精神病学”之称，有较为复杂的理论资源和唯物主义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起点是19世纪三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尼采和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分裂分析从他们原创性的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此外，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受惠于斯宾诺莎和柏格森。换言之，从学理渊源上说，德勒兹的分裂分析哲学有两类思想资源：一是早期他钟情并浸润于斯宾诺莎、柏格森、尼采的思想中所汲取的反叛、差异的哲理，二是他后来与加塔利合作并密切接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理论视野大为拓展。分裂分析的概念就在这两类皆颇具价值但又迥然不同的思想或著作之间激荡而生。而对《反俄狄浦斯》而言，分裂分析的核心问题不是“它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它能够做什么”和“它如何做”的问题。与其说“分裂分析”是理论问题，毋宁说它是实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德勒兹和加塔利赞同必须将弗洛伊德历史化的理论努力，但是不同意精神分析关于“匮缺”形态的描述。追随巴塔耶，他们认为社会总是生产某种剩余物——不管境况多么糟糕，剩余物多么微不足道。社会的组织安排围绕着决定如何和由谁分配这些剩余物而运作。将弗洛伊德历史化和凸现对人为的匮缺性的社会管理，这两者对分裂分析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与韦伯、霍克海姆、阿多诺、卢卡奇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文化效应：“解编码过程”与“重新编码”。他们避免了韦伯关于现代性“铁笼”、霍克海姆/阿多诺关于单维度的文化生产的总体性、卢卡奇对前市场化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怀旧情感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全面抨击等片面的悲观主义倾向。(www.xing528.com)

分裂分析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后现代探索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命题中，无意识欲望具有两极：一极是“精神偏执症”（paranoia），另一极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它们既是精神病学的富于特征的症状类型，更是哲学意义上的互相对照的不同取向，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力量和运动方向。前者是顽固或执著地追求统一、秩序、类同、整体、身份认同和辖域化；后者则是弥散性的和游牧性的，具有如下特色：多元、增殖、生成、流变、片断、解辖域化，等等。

在社会文化层面，精神分裂症标志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揭示了其内在矛盾。总括而言，资本主义孕育了精神分裂症，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主导世界历史的重要社会文化模式，不断地在扩张。但是，无论是地理上的殖民扩张（帝国主义）还是心理上利益驱动的扩张（市场竞争），都消弭了现存的意义与信仰，因此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资本主义的另一极“精神偏执症”则倾向于建立绝对的信仰系统，企图将一切意义加以固定。尽管“偏执狂”与“分裂症”两个术语皆有精神病学的渊源，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主要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学规律和组织原则。前者古老、传统、以信仰为中心，后者生气勃勃、自由无羁、具有革命的或积极的潜力。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症”这一术语常常招致误解。此词最初借用于精神病学，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此来描绘资本的经济、文化和里比多等的动态之流变。他们以“分裂症”的概念抨击资本主义体系，把分裂症视为建设性、革命性的正常状态，而把偏执狂视为疯癫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把文学视为类似分裂症的革命机器：打破现存体制，孕育新的视界。卡夫卡及其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是他们的著名例证，其中蕴含着反抗正典文学，反德国法西斯、反英美官僚技术机器、反奥匈帝国城堡、反西方逻各斯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力量。E. W.霍兰德认为：“更确切地说，德勒兹和加塔利使用精神分裂症以意指精神与社会功能的一种特定模式，具有既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压抑，又为资本主义经济所生产的特征。”他以爵士乐与交响乐的对比，以及美式足球与英式足球的对比，来对精神状态的这两极加以例说。交响乐队与英式足球队，爵士乐与美式足球显然都不是精神疾患，但却分属两种类型：交响乐队与英式足球队类似精神偏执症，因为它们分享某种组织和运作模式，明确地分派固定的角色，追求一种统一效应；而爵士乐与美式足球则近于精神分裂症，因为它们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群体中的人物互动更为自然随意、自由无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精神分裂症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存的一种“解辖域化”的模式。

（麦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