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概念是波德里亚在1976年出版的《象征性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提出来的，在1981年出版的《仿真》一书中又有进一步的阐释。
在描述仿真的基本特征时，波德里亚在《拟像》一书中说：文艺复兴以来，显现的三种秩序，是与价值规律的变化相联系的：一、仿造是“古典”时期的主要形态，这一时期指的是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期；二、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要形态；三、拟像是当前阶段的主导形态，这一阶段被代码所控制。仿真的第一种秩序建立在价值的自然规律之上，第二种秩序建立在价值的商品规律之上，第三种秩序建立在价值的结构规律之上。波德里亚对仿真的三种秩序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仿造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既是人/神关系解放的一种反映，更是等级关系的一种解放。此前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符号受到禁令的保护，是绝对固定和透明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符号的透明性与等级制度的残酷性相辅相成。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梦想建构自我形象这一社会动机，催发符号增殖，使符号从中世纪的凝固状态中解脱出来。由于从有限的符号秩序过渡到符号需求的拓展和内涵的增殖，由于民主制度替代了等级制度对符号的控制和运用，符号开始寻求新的内涵。自然、现实和理性成为现代符号的表征对象。
其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符号的第二种秩序——生产的诞生。生产是马克思使用的一个概念，波德里亚把生产作为他的仿真秩序之一种，就潜在地把马克思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和批判对象。波德里亚指出：“新一代的符号和物品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这些符号没有种姓传统，从不知晓任何约束。它们无须被仿造，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巨大的规模上被生产的。它们的独一无二性和本源不再受到关注，它们的本源是技术化的。只有在工业仿真的维度内，它们才拥有意义。”可见，生产成功地主导社会运作之后，符号的存在状态和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系列，存在两个或n个相同的物品是可能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物与仿造品的关系——既不是类比也不是反映——而是一种等同的、无差异的关系。在系列中，物品被不确定地转换成其他物品的仿真，生产物品的人亦复如此。只有消灭原始的指涉物，才会出现普遍等同的原则，也就是说，生产的可能性。”在生产原则的主导下，系列的重要性显然超过了指涉的重要性。它们之间的价值认定也呈现出明显不同。前者强调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后者强调自然规律的基础性地位。凯尔纳在分析物品系列与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在再生产的物品之间建立起无差异的可能，而这一点也正是再生产价值的意义所在。在《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其他》一书中，他说：“在仿真秩序中，不再有对自然秩序的怀恋：自然成为控制的对象，再生产本身成为由市场规律控制的主导性社会原则。波德里亚视工业秩序受‘商品的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所控制，而不再受‘自然的价值规律’所控制。所有的生产对象都是等价的，它们的价值就是它们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使等价交换成为可能，而再生产性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逻辑和代码。”应该更准确地说，作为波德里亚的第二秩序的核心概念，生产已经被再生产所替换。
再次，仿真的第三种秩序，既不同于第一种秩序中的仿造，也不同于第二种秩序中的生产。在《象征性交换与死亡》中，波德里亚指出：“拟像并不分泌某种单一的普遍对等，而是由起着监督作用的模型向外辐射。普遍对等被鲜明的对立所取代。代码的分离作用代替了中心的召唤作用。游说代替了最后通牒。俯首帖耳的被动性发展成直接建立在主体的‘积极回应’、卷入和‘顽皮的’参与等基础的模型之上，最后发展到由不停的自发回应、欢快的反馈以及辐射接触等组成的一种总体的环境模型。”在这一意义上，拟像作为波德里亚所建构的第三种秩序的范畴，显现出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www.xing528.com)
波德里亚着重论述了第二种秩序与第三种秩序之间的转换，即他所谓的商品价值与结构价值之间的转换。在波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与索绪尔的符号学具有相同的理论意义，是古典时期的产物，也是第二种秩序的典型表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和生产方式当作指涉的对象，使价值与生产密不可分，使生产之间的价值联系具有等价交换性，价值依附于生产，生产成为价值的源泉。正是这样的一种价值确认方式，使马克思在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中发现了制约资本的理性力量，也发现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剩余价值。着眼于古典思维逻辑，索绪尔与马克思如出一辙，尽管索绪尔在语言中发现了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萌芽的任意性原则，而且索绪尔的结构思想也被波德里亚所吸纳，但索绪尔本人始终是在能指和所指的框架里思考语言问题，强调指涉系统、强调指涉系统存在对语言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索绪尔对根源和目的的追求是他们共同的理论动力，也必然决定他们的共同的理论走向和实质。
今天的一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商品的价值规律被代码的结构规律所取代，生产已经无法再指涉任何东西，只能发挥着一种代码或编码的功能。波德里亚用“生产的终结”宣告了马克思的终结，也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索绪尔的终结，宣告了第二种秩序的终结。“货币和符号是悬浮的，需要和生产是悬浮的，劳动本身是悬浮的……马克思和索绪尔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一切：他们生活在符号和真实的辩证法的黄金时期，也是资本和价值的‘古典’时期。如今辩证法早已解体，在强大的价值自律的震撼下，真实已经死亡，确定性已经死亡，非确定性主宰了一切。生产的真实和符号的真实（在这一词语的字面意义上）已经消亡。”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波德里亚宣布仿真进入第三种秩序，一个以拟像为特征的历史阶段。
（戴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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