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主义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和《后哲学文化》等著作中提出的关键概念。罗蒂从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主体和客体、现象与本质二分的颠覆出发，以价值代替真理，取消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认识事物和使用事物”的区别，进而把反本质主义归结为放弃内在，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从现代贯穿到后现代的思潮，不仅指对分析哲学的本质主义的颠覆，还泛指上承尼采的对亚里士多德、培根到笛卡尔以理性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
反本质主义在“后现代思想之父”尼采那里初露端倪。尼采认为真实的世界是流动和生成的，知识是对世界的解释过程，是以人的生命需要为基础的，认知的目标不是掌握根本没有的绝对真理，而是要掌控之并使之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从这种实用主义知识论出发，尼采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观提出了挑战。他用“上帝之死”来概括西方始自苏格拉底的建立在“认识理性的动物”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传统，上帝代表的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孜孜以求的终极真理。对此，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是对这种理性主义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着重批判这种把知识当作生命的仲裁者的极端理性主义，要求将感性的身体代替理性的主体，从生命和权力意志的角度重新理解知识，这其实是通过将知识问题变为生存问题来破除传统理性主义的科学教条。
西方现代哲学史上的反本质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和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前者以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为代表，后者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985—1951）在后期提出“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主张“把语言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的用途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途中来”。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一味地追求共同的本质，追求普遍性，这种形而上的追求是以语言和世界唯一的本质为基础的。维特根斯坦发现，即使我们认为是同类的事物之间，也有许多差异，并不具有我们设想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由彼此具有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的构造而组成的家族”。“语言游戏”论则强调“语言就是游戏”，认为人类语言和游戏一样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在不同层面、内容和形式上交错重叠的“家族相似”。各种语言游戏是平等共存和有效的，无法从中获得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颠覆基础主义认识论，是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奠基者和先行者。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从方法论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本质主义”，他所说的“本质主义”指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认为科学家能够通过认识本质最终成功地确立理论的真理性，从而获得“终极真理”的方法论思想。波普尔提出，任何一种“科学”，就其本质而言都有一种假设性，因而科学的有效性不应该存在于它的可证实性之中，而是在于它的可证伪性。也就是说，“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假设。如果发现科学命题可以证伪，则该假设就可以放弃了。如果没有被证伪，那么该假设可以暂时被接受。由此，波普尔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否定了那种隐藏在事物之后的普遍的本质。
海德格尔（1889—1976）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提倡“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他所说的“基本本体论”。他反对传统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的“存在对于世界的优先地位”，赋予“此在”的生命实践以哲学的基础地位，结束了西方理性传统的理论知识优先的形而上取向。但他的反本质主义又与他在本体论上的本质主义相联系，即他把人（此在）的自我意识的本质看得高于一切事物的本质，而这个自我意识是人放弃了工具理性对“在”的“诗性”思考。而萨特（1905—1980）的反本质主义则表现为人的无规定性：“存在先于本质”、“人是不可规定的”和“自由选择”，认为科学知识所指向的人的本质在于其“非规定性”，因为在萨特看来“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之可能，人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他觉得“人原来是个无，他什么都不是，等到后来才把他自己造成那种人。所以人没有什么本性，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
人们都是从后现代的普遍的反本质主义来推想现代的反本质主义的，因此在后现代思想家眼里，存在主义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都不是彻底的反本质主义。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思想主要集中在法国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和新实用主义。(www.xing528.com)
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是从结构论的旗手德里达（1930—2004）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开始的，他认为西方哲学一直都在寻求某个中心，如本质、实体、上帝和终极目的等，西方哲学史“被认为是一系列中心对中心的置换，仿佛是一条由逐次确定的中心串联而成的锁链。中心依次有规律地取得不同形式和称谓”，是一种“存在的霸权”，或者说“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的反本质主义首先表现为对中心的否定，认为只有放弃对“逻各斯”的依赖和信仰，才能挣脱二元对立结构的枷锁，走出“在场形而上学”的迷宫。其次，德里达以“文本之外，别无它物”为口号，取消了索绪尔对所指和能指的划分，认为符号的意义就是由无数缺席的符号的对立和差异显示出来，从而否认了语言中心论，进一步贯彻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罗兰·巴特（1915—1980）则以文本为分析对象，把文本描绘成一个叙事的变化系统。他把文本喻为一艘经历多次修补和加固而原件所剩无几的航船和“洋葱头”，认为文本“体内没有中心……除去它层层包裹的无限性，此外一无所有”，意义在于文本和读者的交互作用中，只是一系列“痕迹”、“差异”和“延搁”的产物，并没有绝对的永恒的意义。
利奥塔（1924—1998）考察了科学和叙事的关系，发现西方的科学知识都是依靠一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来取得合法地位，在宏大叙事决定知识合理性的语境中，必然有一个本质——绝对精神或人类解放的宏伟目标在起作用。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是对一切元叙事的怀疑”。因为既然科学知识或叙事都不过是多种“语言游戏”中的一种，各自有自己的规则，那么以思辨哲学和解放理论这“两大合法性神话”为形式，以同一性、权威性和中心性为原则的宏大叙事必然受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微观的、局域的“小型叙事”，因此，在宏大叙事中起作用的绝对精神或人类解放等“逻各斯”也就荡然无存了。
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批判了以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以心与物的二元对立为特征的“镜像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人具有一个本质，即他必须去发现各种本质”，把人心看成照耀万物的镜子，并把这种镜子看成人的本质。罗蒂提出了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认为一种反常的、破坏性的“教化哲学”已经取代了“自然之镜”哲学。罗蒂认为教化哲学是反公度性，提倡“不可公度性”的解释学活动。他认为在文化领域内不存在决定“逻各斯”的公度性，主张以不可公度性来反对本质主义。此外，罗蒂把理性分为“较强的”和“较弱的”两种：前者是指“有条理性”，即拥有事先制定的合理的成功标准；后者罗蒂又称之为“模糊主义”，认为人类的研究“是不断地重组信念之网的问题”，不存在是标准不变的试金石。
综上所述，反本质主义是一种多源的、贯穿于现代与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三种理论形态：本体论上的反形而上学和解构论，认识论上的反基础主义和整体论，方法论上的反科学主义和多元论。虽然上述的思想家对反本质主义的论述不尽相同，但不难发现一个隐藏的共识，即认为事物无超历史的本质，但具有历史的具体的本质，或者说有斯皮瓦克所说的“策略性本质”（strategic essentials）。由此可见，反本质主义并不是反对所有事物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立场出发，反对某一层面上的本质，借以颠覆“理性的霸权”，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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