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哲学诞生之日起，动物问题就成为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笛卡尔到卢梭，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哲学家们在探讨人之本质的时候必然谈及动物。他们在探讨动物问题时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有着一条天然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传统哲学对动物问题的探讨只是在复现和巩固人与动物的界限而已。哲学家们对这一界限的强调是为了从虚构的差异中捕获“人之本质”的概念，从人为的划分中确立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从暴力的切割中去除混沌状态所带来的恐慌。人类从动物这一镜像中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可以说，如果去掉动物他者，“人性”就成了一片虚无的暗夜，成了空洞的能指。
在动物问题研究领域，尼采是奠基者。他提出如下疑问：我们思考生命的方式是否正确？人类与动物之间是否存在一条不容逾越的界限？他不赞同传统哲学对“人类与动物之界限”的划分，而从力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整体。力分为能动力和反动力，猛兽和主人身上体现的是能动力，而羔羊和奴隶身上体现的是反动力。猛兽和主人是同一种生命类型，羔羊和奴隶是同一种生命类型。尼采指出，现代欧洲文化是道德改良性的，它将人类与动物性生命对立起来，旨在铲除人身上的一切动物性因素，将人塑造成弱的生命。在《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中，尼采通过历史的回溯，描写了在自己的时代所不能找到的榜样。这些榜样身上带有野兽的特质，摆脱了道德的枷锁，一身轻盈。他们对自身的动物性因素说“是”，肯定生命的模糊性和多样性。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探讨的是“谁是人”的问题，那么尼采则追问的是“谁超越了人”的问题。他呼唤“超人”的到来，而“超人”身上正体现的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和解。如德勒兹所言，在尼采这里，从“太人性”的人到“超人”的蜕变是“一起临床、健康和康复事件”。
尼采对动物问题的探讨启发了后世哲学家们对该问题的关注。1929—1930年，马丁·海德格尔开设了名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的课程讲座。该课程讲稿共三百多页的篇幅，其中有近一百页的篇幅都在探讨动物生命的本质和存在方式问题。海德格尔许诺从动物自身角度来规定动物生命，从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来思考动物存在。为了揭示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各自的存在方式，他从“世界”（world）角度出发对两者进行了规定：动物可以在其生存的环境中与周围的存在者建立联系，然而它们无法通达存在者之为存在，因此它们是贫乏于世（poverty in world）的；人类此在能够领会存在者之为存在，这种“之为”结构标志着人类此在所专有的向世界和存在的敞开，因此他们建构着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反对从“程度差异”角度来区分人类与动物，然而他仍然从“贫乏”角度来规定动物生命，这表明他仍然没有摆脱主流的思维惯式。事实上，“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课程讲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探讨人类生命，海德格尔对动物生命的探讨都服务于这一目的，可见，他并未从根本上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
在尼采思想的指引下，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也致力于探讨“如何实现对人的超越”问题。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和《千高原》两本专著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详尽阐述了“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思想。首先，“生成—动物”不是进化，它的生成轨迹并不依照血统或血缘关系，而永远朝向异质者生成。其次，“生成—动物”不是虚构或幻想，它完完全全是真实的，且始终处于动态的生成之中。或者说，它悬置了起点和终项，始终处于居间状态。再者，“生成—动物”强调的是前一项向后一项的滑动，它指向的是一个无法感知、难以分辨的区域。在这里，人类不再是认知主体，而成为动物之情动的体验者，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我们有三种理解动物的方式：第一种是“个体化的动物，家庭宠物，情感上的，俄狄浦斯的动物”；第二种是“从属于种属、分类或国家的动物”；第三种是“集群的动物”。前两种理解动物的方式都带有拟人化色彩，服从于人类主体的认知，而“集群的动物”开辟出一条逃逸线，摆脱了人类主体的宰制，向难以感知者生成。
动物问题是雅克·德里达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他在长篇论文《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中说道：“自我开始写作，我便关注生物问题以及动物问题。于我而言，动物问题始终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在该文中，德里达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因为这一传统忽略了动物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思维定式在现代社会仍起着决定性作用，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动物的暴力。有鉴于此，德里达描述了这样一个日常场景：他在浴室里赤身裸体，未料到家猫也跟随他进入浴室，此时，他发现自己在猫的注视下一丝不挂。一直以来，人们把动物看作被观照的对象，从未考虑过动物的注视。德里达强调，此时这只误闯浴室、看到“我”赤身裸体的猫是观看的主体，拒绝被认知，与“我”保持着绝对差异，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然“他者”。它使自己保持为一个谜，拒绝“俄狄浦斯”人类的揭秘，拒绝被知识之光照亮。(www.xing528.com)
2002年，吉奥乔·阿甘本出版了专著《敞开：人与动物》，将“赤裸生命”概念与动物问题关联起来。他指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分是赤裸生命产生的前提。有鉴于此，他分析了哲学、神学、生物学等领域对人类与动物之界限的区分方式，并指出了这些区分方式背后共同的运作机制。他借用了意大利神话学家傅里欧·泽西（Furio Jesi）的“人类学机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概念来形容这一机制。在该书第9章中，阿甘本指出，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两种人类学机器，一种是古代人类学机器，一种是现代人类学机器。前一种通过包含外部空间来获得内部空间，通过将“动物人化”的方式来制造非—人（non-human）。人猿、野孩子、愚人（Homo ferus，林奈所划分出来的一类特殊人种）、奴隶、野蛮人、异乡人等都是具有人类生命形态的动物。后一种则是通过“人的动物化”手段将尚不具有人性之人从人类内部排除出去。换言之，它在人类内部制造“非—人”。这两种人类学机器都预设了“人/人性”的存在，并通过制造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分来生产“人/人性”。它们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排除（所谓的排除已经暗含了一种俘获）和包含（所谓包含已经暗含了一种排除）。实质上，人类学机器制造了一种例外状态，一个模糊不清的地带。阿甘本的“人类学机器”概念揭示了以下两点：首先，哲学、生物学、神学等领域对人类与动物之界限的探讨“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科学问题或本体论问题”，它们背后总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色彩。更重要的是，这一区别还为当代的生命政治创造了条件。其次，人类学机器本身是虚空的，因为“它无法找出一个或一组人类的专有特征，从而将人类与其他非人类动物区分开来”。
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两大宣言”是动物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文本。在《赛博格的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文中，哈拉维指出，当今，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边界被彻底破坏了，“（人类）独特性的最后阵地已经被污染了，甚至变成了游乐场——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心理活动，什么都不能真正令人信服地区分人类与动物”。如果说在《赛博格的宣言》中哈拉维致力于探寻“边界混乱的乐趣”，那么在《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中，她则致力于建构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崭新关系。在该文中，哈拉维选取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狗为研究对象，阐释了人与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她指出，人与狗之间相互驯化、相互陪伴，彼此之间保持着绝对差异，互为意义重大的他者。她提出了“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概念，旨在打破人与动物的主客体对立关系，消弭人与动物之间的清晰界限。
（庞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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