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Empire）：全球秩序的现代主权败落与帝国主权的兴起

“帝国”，是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描述当代全球秩序的一个概念。他们于2000年联合发表专著《帝国》，用这个有点古旧的罗马词语来描述殖民制度被废黜、冷战终结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全球拓展的政治景观。“帝国”是一种主导全球秩序的新型逻辑规则和逻辑结构，以及一种新型的主权形式。

“帝国”不是一个文学隐喻，用以证明当今的全球秩序与罗马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以及美洲帝国之间的相似性。相反，它是一个要求证明理论概念，或者一种政治实践的文化视野。“帝国”概念的基本理论前提有两个。一是从帝国主义到帝国存在着一种时间的断裂，发生了历史的转换，帝国主义衰落之处闪现了通向帝国的道路，而在通往帝国的道路上，民族—国家的主权衰落了。二是全球时代社会形态经历着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历史过渡，与此相应的是以“生命权力”（biopower）为核心的新型主权形式和政治范式的诞生。

与业已衰落的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会强行建立权力中心，以暴力来推行自己的信仰，也不倚赖于固定的疆域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边缘之分、无内在/外在之别的统治机器，通过指挥来协调网络权力，整合全球景观的流动，建构富有弹性的等级关系，以及自由交流的多元空间。“帝国主义世界版图之中明显的民族国家色彩，已经被吞并混合在帝国全球的彩虹中。”

与规训社会统治力量的强制性相比，控制社会的治理机制变得更加“民主”，普遍地存在于生命的微观层面，通过公民的大脑和身体散播。控制社会的力量及其机制被内化于存在，铭刻于血肉躯体。因此，控制力量弥漫于我们的日常行为，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这种新型权力，就是由福柯发现并被阿甘本展开阐述的“生命权力”；与这种新型权力相适应的新型政治，就是“帝国”的主权政治。“帝国”概念成为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一种置换了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主权渐渐形成。这是一种没有边界，或者只知道灵活流动边界的主权形式，一种无限制的主权形式。以控制社会和生命政治来描绘全球时代，则可见无边无垠的全球空间，深渊一般的生命政治世界，不可预测的时间之流。所有这些都是给新型“超国家权力”界定的维度。“帝国”的生命政治，从内部规定了社会生活，表达了社会生活，以及吸纳了社会生活。

问其究竟，作为全球秩序的“帝国”主权形式渊源于欧洲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及其不可和解的悖论。追溯现代欧洲哲学之中“主权”的谱系，人们发现欧洲也好，现代性也好，都不是一种统一和谐的构想，而是始终伴随着斗争、冲突和危机。首先，随着世俗化社会的降临，现代性得到了合法性的表达，而一种张扬主体内在性的革命实现了从神圣到人性的转换。欧洲现代性的第一种主权形式就建立于内在性基础之上，过去为天堂所垄断的创造力量被带到了尘世间，主权意识因此而叠合于民主视野，产生于激进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其次，欧洲现代性在召唤激进变革历史的同时，也在构建一种包罗万象的庞大权力体系，以压制和支配新生的变革力量。这种主权意识与极权意识具有血脉关联，都是企图以超验（transcendence）对抗内在（immanence），以秩序消融欲望，最终反对民众再度分配权力。第三，欧洲现代性的内部冲突也随着资本拓殖运动而演化为外部文化冲突。一方面，欧洲中心论的确立，是对于新生的平等自由力量的反动；另一方面，民众的崛起以及大众社会的形成，又是反抗主权力量的合法化过程。两种互相对抗的趋势使现代性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诞生暂时平息了现代主权和大众社会之间的冲突纷争。第四，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主权意识与民众意识的合流，凭借着同国家概念和民众概念的调和，现代主权复活了君主制、贵族制以及民主制三种古典权力形式，并渐渐转变自己的中心，从冲突与危机的调和者一跃成为国家主体，以及想象共同体的共同经验。但国家概念与民众概念的融合却包含着极权的原型，君主制之中的绝对权力被保留，只给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留下了通往极权的道路。

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生成伴随着殖民主义运动。殖民主义运动没有缓和、更没有解决欧洲现代性危机；相反，它以内在和外在的冲突界定现代性的永久危机。一方面，民族国家在内部不停地生产出纯净的民众，从而强化了民众力量与控制力量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外部不断地制造出“他者”，创造出种族差异，并希望划定疆界，支持现代主权形式。殖民主义制造了“差异”，生产了“他者”，并运用暴力和教化灭杀“差异”，将“他者”反射到自我之中，但总是遭到“差异”和“他者”的抵抗。殖民主义的这种深刻悖论表明，它是支持现代主权的一种不成功的形式。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的衰落，以及现代主权范式到帝国主权范式的普遍转移。

主权范式转移的主要表征，是差异政治的兴起，文化冲突的加剧。首先，后现代话语向现代主权世界以及支撑着这一世界的二元论发起了挑战，它们通过置疑现代神话、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消除自我同一的幻象以及肯定现代媒介技术打造的虚幻文化，展开对极权主义、整体话语和权力结构的决裂。其次，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化理论与政治实践，从种族、性别和阶层等多个角度凸现边缘性、杂交性以及“第三空间”，呈现出一幅差异、冲突和断裂无限反复的景象。个性、差异、多元、杂语，在当今全球秩序之中为争取承认而发动一场游牧战争，其根本特征是以差异的流动和散播来破坏现代主权政治的虚幻的自我免疫系统，呈现彼此污染和持续败坏的游戏情境。种种迹象以及种种话语表明，现代主权范式走向了败落，帝国主权应运而生。(www.xing528.com)

帝国主权范式，是一种网络化的生命权力。网络扩张，是使生命权力弥漫开来，不仅没有废弃对立的力量，而且整合并重新解释了这些力量。网络权力扩张，主权弥漫就不是排斥异己，而是容纳他者。因此，主权网络弥漫造就了广阔的帝国空间，永远开放的帝国空间。永恒开放，疆界无边，是帝国权力生产的根本特征。

内/外、主/从、中心/边缘、父/子、白人/黑人、男权/女权，传统的二元逻辑被颠覆，帝国主义随着帝国主权的形成而终结了。帝国权力满溢，越出了地域、血缘、民族以及国家的边界，自然秩序与文化秩序、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特定文化语境之中的敌人和朋友之间的界限也模糊化。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就是帝国主权空间的图解，正如福柯的“圆形监狱”就是现代权力的隐喻。现代性危机已经融入后现代差异的文化政治之中，帝国权力也蕴含着无所不在的危机。在帝国解地域和解政治的空间之中，权力没有明确的场所。它无迹可求，却无所不在。

普遍弥漫的生命权力使帝国空间更加复杂，其中无数的变量使帝国处在恒常的流变状态之中。变易与流动，成为帝国力量的源头活水，同时也成为帝国危机与衰败的根由。帝国主权的深刻悖论，在于帝国要制造差异、依靠差异而活着，同时又要控制差异、以征服差异来证明内在权力。帝国的免疫系统无法自我免疫，帝国的混合状态永远驱逐了纯净理想，它只能通过分裂、解构来证明它的强大功能。帝国的悖论，意味着帝国有着结构、生产、生育以及延续生命的局限性，帝国主权必然败落。

帝国主权模式的母体本源就是一个分裂的暂时综合体，奥匈帝国的国徽——“双头鹰”就是它的原型。一头是帝国权力机器构造的“生命政治”力量，一种通过司法和制宪法表现出来的社会控制力量，以秩序与和谐为其鹄的。一头是全球化的生产主体、创造主体构成的复合民众，它们是欲望涌流而成的广阔海域，同时还在不断地倾泻欲望。生命政治的控制力量和复合民众的反叛力量，使帝国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败落就是它不可回避的命运。像帝国一样，像帝国的生命权力机器一样，复合民众的深刻悖论，在于他们存在于帝国之内，靠帝国而活着，但又必须通过反抗帝国来证明他们与帝国的血肉关联。在事件与事件的碰撞之中，在普遍的游牧状态之中，在帝国生命政治机器的技术变形之中，新的抵抗力量和新的主体被生成出来。复合民众的反抗，是通过把肉体变成生命形式，把反抗的权力铭刻在肉体之中，从而宣告了一种新权力、一种反权力的诞生。复合民众，就成为反抗帝国的生物。“新的野人，庞然大物，和美丽的巨人，在这里诞生，不断从帝国权力的网眼之中出现，抵抗帝国的权力。”

全球时代的人类面临着两种巨大的生命权力。一是帝国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二是民众酝酿抵制和反抗的力量。但这不应该成为对旧统治形式和权力模式感伤怀旧的理由，也不应该成为对民众社会表示怨恨和恐惧的借口。相反，正是充满张力的帝国权力结构为自由与和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是一种弱势的许诺，对未来民主的许诺。像帝国权力一样，未来民主也是永恒开放、没有疆界、不可测量以及不可预见的民主。一个只属于民众的民主，不仅属于平等的个体，也属于平等合作、自由交流和自在创造的权力。

（胡继华）